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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为“崇洋”而毁中国建筑大家之根

——从《新京报》报道谈《梁思成与他的时代》

发布时间: 2014-03-31 15:59:41 编辑:金 磊 来源: 建筑时报 浏览次数:

  近二十年来,我国建筑工程“崇洋”之风越刮越猛,据中国工程院院士程泰宁团队的调研,“北上广”等超大城市核心区的地标建筑,超过3/4均为国外建筑师设计,国内建筑师只能合作设计打下手。必须看到,随着中国不断“再现”根植着西方文化信息的城市建筑群,那些模仿产物见之于东方传统与历史南辕北辙,这已成为中国当代建筑致命的错误!工程“崇洋”之风动摇了中国本来就脆弱的文化自信,更有碍于中国建筑文化的“走出去”,严重的是已传染到中国学术的肌体,使某些环节、某些机构、某些学者换上了学术“失骨”症。如不怕丧失掉已有数十载品牌的“中国学刊名”,而改为“国外刊”,竟以所谓合资而“炫”了起来;更有学者为了吸引业内外眼球竟不怕动摇中国建筑学术之根基,发表缺乏完整立论基础的企图要断中国建筑文化文脉的文稿,于是乎某些出版社、评论媒体一一响应,好一个学术民主和自由,几乎丧失了必要的建筑文化传播底线,这种学术“失骨症”不医不足以治病救人,不遏制中国建筑文化的“文化自信”如何真正树立。写作本文只摆事实不对个人,因为不如此,担心病毒会加快蔓延。

  今年元月,《新京报》发表了一篇评论建筑学家梁思成的文章,其标题颇为夺人眼球:《梁思成文章大段借鉴日本学者?》,该文是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举办新书的文化沙龙开始的,文章黑白混说,搞不清是书作者的话,还是记者添加的意思,总体看是一篇要“清算”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历史旧账的文章。我们先不论及这是篇如何“扰”乱中国建筑文化氛围的文章,只是必须要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将业内外从莫名的“崇洋”狂欢中走出来。文章最骇人听闻结论般的断言系香港大学建筑系助理教授朱涛称,“梁思成在193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大段文字都借鉴了日本人伊东忠太写的《支那建筑史》一书,而非他们原创”。据查,1932年的文章即指梁思成在朱启钤《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二期发表的《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一文,这是梁思成先生发表的第一篇古建筑考察论文。在2007年笔者和刘志雄主编的《蓟县独乐寺》(陈明达著,王其京、殷力欣增编,天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第一版)一书中的蓟县独乐寺历史大事记中,大量引用着梁思成1932年文章的考据。大事记清晰记载:1932年梁思成调查蓟县独乐寺,1939年蓟县沦陷,独乐寺为日军占据,1961年独乐寺成为第一批“国保”单位。这里还要再述的是: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这两座辽代建筑遗构在中国建筑史乃至世界建筑史上占有非常独特的位置,中国现存九座辽代建筑遗构几乎个个都是上乘佳作,梁思成先生早已在1932年发表的《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一文,不仅是独乐寺研究的开山之作,更以“田野考察”工作新方法,标志着中国建筑史学研究成果的诞生,其研究方法是迄今都应遵从的以西方科学观认知华夏民族建筑文化的方法。梁思成的论文以缜密的逻辑推演手法,不仅在当时,就是在当下也属学术文章之楷模。对于梁思成的贡献及治学精神,两院院士吴良镛在一系列文章中坦言:作为学者,梁思成是敢于为捍卫中国建筑空间文化尊严而冲锋在前的勇士。从20世纪30年代起,他就在朱启钤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大旗下与同道们一起引用西方科学实验之法,展开了颇为深入的中国古建筑勘测、调研与分析,奠定了中国建筑的现代化之路。

  这里我们又必须反观日本建筑史学家伊东忠太(1867-1954年)的书,现在看来该书书名《支那建筑史》就有明显的民族歧视性,它于1937年才翻译成中文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值得注意的是,伊东的书对中国隋代后的建筑,特别是木构建筑没有谈及。于是人们不禁要奇怪的发问,梁思成1932年的文章,怎么会大段文字抄袭伊东于1937年才在中国问世的书呢?也许有人还会说,梁思成先生是直接从日文里转借过来的,但十分清晰的是伊东的书竟完全未写隋代后中国的木构建筑。尽管有研究文献记载,日本文化学者对中国传统建筑瞩目由来已久,但那只是些一般性考察,甚至未发表过任何测绘成果,更未对蓟县独乐寺下过准确的研究性结论。著名建筑学者、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王贵祥教授认为,20世纪初叶日本人对中国建筑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古石窟寺上,对木构建筑研究鲜有突破。85年前的1929年,中国营造学社成立大会上,朱启钤、梁思成等特以中国人的胸怀请伊东忠太做演讲,但其狼子野心暴露无遗“……在支那方面,调查文献为主;日本方面,以研究遗物为主”,这反映了日本这位学者殖民地文化的掠夺性与学术独霸嘴脸。然而,梁思成先生偏偏不听这一套鬼话,他以一个有学术气节的中国学者的骨气,先放下北京大量较为便捷的宫殿、园林,而选择乡野山沟的蓟县独乐寺考察,就是要用实物研究之成果告知世界,中国传统建筑是有立于世界建筑之林的伟大性。

  对于梁思成、林徽因对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教育之贡献已有太多的著作与评说,事实上国家与建筑界岂能受有意无意学者和记者的错批和贬低呢?问题是,这则事件启示我们有很多沉重:何为中国应竖立起的建筑文化精神?我们该不该将刚刚竖起的梁思成建筑奖不明不白的取消?为什么这些年我们缺失了对中国建筑文化之美的传播,对于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等开创的中国营造学社挖掘的传统文化“正能量”,国民为什么知之甚少?在大量的建筑工程“崇洋”之下,我们不仅模糊了何为正确地向西方学习、何为丢失了自我的文化自信?不管近年来媒体在一系列是非上卓有建树,但不可不指出的是,在对梁思成先生以公平公正公开为借口,为吸引读者及行业“眼球”,所刊文章缺少文化底气,丧失必要的良知准则,以文化猎奇的心态与文风传播虽非故意但实则是十分有害的信息与观点。我以为,梁思成先生是中国当代建筑界历经苦难较多的、但一直在为华夏建筑文化讴歌的大师级人物,在我们尚未读懂读透他的著述,甚至并不完全理解他的建筑学术及实践使命时,公然抛出谬评梁先生的文字是需要社会反思并考量的,至少说这一定不代表先进的中国文化传播方向,至少说一定是对潜移默化传承中国建筑文化乃至中国建筑师的一种“误读”。

关键字:不能为,崇洋,中国建筑,大家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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