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东解析"地域主义"

　　李晓东：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所所长

　　记者：中国建筑发展到当前的阶段，面临着一个十字路口，一方面处于西方语境下的现代建筑对中国影响颇深，另一方面中国自身的文化内涵需要通过某种途径加以表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式表达”、“本土化表达”成为学界以及业界讨论的热点。于是便引出一个问题，在当前的语境下，这样的提法是否具有意义，在怎样的一个层面上具有价值，或者说存在怎样的问题。

　　李晓东：仅就形式而言，本土化表达比较片面。任何形式都只是一个载体，载体的背景就是必须反映本土的问题，其中包括环境、资源、文化等问题。尤其文化问题对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差异很大，比如荷兰，本土化的东西很少，同时其周边的国家都很强大，这自然使得其形成对外来文化的较大的容忍度。而中国则不同，有意识地把陌生的东西同化过来，而不是接受。由此，“中国式”与“本土化”在一定程度上有一个区别，即“中国式表达”类似于20年前讨论的“民族形式现代化”，是一个产生于过去的历史背景之下的文化产物。现代的文化与之有很大的区别，无论如何抵挡，中国文化现在都是全球化的一部分；同时，中国南方和北方的文化、生活习俗的差异都非常大。由此，泛泛地提出“中国式表达”则恰好把自己限制在一个所谓的文化框架内，而这个文化框架又是固定不变的。这时候就很容易犯错误，开始有心作怪，去刻意地追求形式上的一种文化认同感，但是，文化认同感实际上是动态的，每个时代都不一样，文化大革命、大跃进和改革开放都不同。认同感不是通过形式上的复制而得以表达的，应该是从潜意识中激发出来的。每个人在不同的教育背景下对同一个审美客体有不同的理解，这便和文化背景联系密切。所以在进行创作时，是不必要刻意地强化“中国式表达”的。

　　记者：这与当初现代主义建筑发展初期的折中主义是否有相似之处？

　　李晓东：这涉及现代主义建筑的形式语言如何出现。折中主义是历史的一种罗列，即历史的东西都已经存在，仅仅需要把所有的东西进行组合叠加。这与我们现在提出的“中国式表达”比较类似。另一种则是顺理成章的方式，按照现有的问题逻辑性地进行创作，这样得出的形式一定是本土化的产物。即有两种思路，一是从寻找过去的内容出发，一是从现实的问题出发。比如我们都讨论经典，什么是经典呢？经典产生于对现实问题的一种深刻的思考以及反省，而仅仅是照搬过去的经典和现在并没有多大的关系，现在的经典只可能从现在的问题出发。所以，当我们使用“中国式表达”时，陷入了把过去的经典套用在现在的问题上的尴尬，而实际上应该试图从现代的问题出发寻找现代的经典，不是去刻意地思考究竟答案是什么，而是把现在的问题反复研究透了，那么答案一定是本土化的，因为问题是本土化的。建筑师在进行创作时，作为一种服务团体，首先不能自私地认为建筑是一个个人的艺术品，而应该考虑到建筑如何服务于一个群体，由此问题就十分具体了。可惜的是，现在许多建筑师将所谓的中国式的符号牵强地套用在形式上，这时候单纯从审美上讲就不具有任何意义了。因为现代主义与古典主义的最为根本区别就是摆脱了表面的形式，从功能、材料、逻辑和客观的思维方法出发产生形式。古典主义是建立秩序的年代，如孔子的“三纲五常”，当秩序建立之后，就不应该在形式上做文章，思维应该反过来。同时，全球化使得我们必须以一种客观科学的思维方法思考问题，而本土化并不排斥这种思维方式，本土化本身是很客观的。只有本土化才能解决本土的问题，这本身也是全球化的一个思维方法。

　　记者：在当前中国整体的建筑环境下，以符号或者所谓的建筑语言来阐释“中国式”、“本土化”的现象层出不穷，一方面我们在反思这种尴尬，另一方面我们似乎也无法抵抗这种形势的推进。您怎样看待当前的这种局促？这对于中国建筑的发展有怎样的负面影响？

　　李晓东：这种现象的发生是没办法阻挡的，这与后现代的出现是一样的，是必然的产物。在认同感消失的同时人们会产生慌乱感，现代主义是抹杀认同感的，城市越来越抽象，没有记忆了，就需要反抗和寻找。后现代最根本的贡献是把人们对于历史、记忆以及文化多样性的渴求寻找回来，由此，往后发展到新现代主义就不同了，开始反思现代主义，而不是简单的替代。而中国没有经历过现代主义，开放的时候西方已经在经历后现代主义，于是就产生了紊乱，中国建筑从形式上已经进入后现代主义了，而从本质上没有经历现代主义的过程，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鸿沟。20世纪80-90年代的中国，没有过程而仅仅套用形式是不可能有好建筑出现的。我们现在经历的正是20多年前西方经历的关于认同感的过程。

　　记者：对于这样一个群体，认同感是否是比较脆弱的？

　　李晓东：中国的老百姓刚刚富裕起来，刚开始进入审美的一个启蒙阶段。大众审美观从一个阶段进入另一个阶段时是没有自信的，需要寻找一个切入点。于是，要么是寻找过去，要么是和某一富有群体产生审美关联，也即附庸，把文化作为一种标签来寻找认同感。这种认同感是浮于表面的，浮躁的，并不是内心的自然表露。现在整个大众文化都往此发展，这也是“中国式表达”产生的原因。但是，我相信10年后会发生变化，当全球化的思维方法进入到每一个人心时，当形式准则更贴近一个透明、科学和客观的程度时，教育和审美都会更加个性化，人的接受程度也会更加个性化，而不会去刻意追求大家都认同的一个文化符号。文化多样化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大都市，没有文化的多样化，也就没有了文化创意的源泉。

　　记者：“中国式表达”或者“本土化表达”和西方一直在讨论的“地域主义”、“批判地域主义”有什么关联？您如何看待？

　　李晓东：“地域主义”(regionalism)与“国家主义”(nationalism)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所说的“中国式表达”即类似于“国家主义”，“国家主义”有一个政治上的表达，对于小国家，两者之间的差距并不是很大。“地域主义”比较客观，包括环境、资源，“批判地域主义”更加客观，打破了“地域主义”中一些文化因素或者一成不变的东西。在全球化的时代，死守着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而不接受全球化是无法生存的。

　　记者：是否可以理解“地域主义”本身是具有包容性的？

　　李晓东：“地域主义”存在的必然性也是因为文化多样性是创意的基本原动力，譬如一个生物学教授曾经讲过的创意的产生，需要脑细胞中有大量不同的点，点与点之间需要尽可能多的连线，由此创意思维才可能产生。地域主义即可以认为是点，相互的交流就是联系，当地域的点多，交流频繁，世界才可能不断有新的创意。中国的发展需要首先接纳、包容然后反思再往前发展。反思是一个精英社会的表达，是金字塔的规律，大部分人还是会随大流而动的。之后开始启蒙运动，而后影响被扩大，从而成为社会发展变革的一个必然，可能通过教育、战争等不同的方式而达成。反思有两种，一种是自发性的，一种是外界刺激下的，譬如王阳明讲“身体力行”，他是通过自己切身的体验而开悟，而整个社会则处于另外的一种形态，因此，当社会处于和平状态时，整体的反思是比较弱的。而建筑的发展却恰恰比社会整体的变革要滞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诗歌、文学都是个体行为，而建筑是社会整体行为的结果，不可能超越一个时代的整体发展水平。所以奥运的场所不可能由中国本土的建筑师来完成，首都机场新航站楼也一样，当社会整体资源没有达到一定程度时，必须借助外来的力量。

　　记者：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式表达”的实现首先要从本土化的问题出发，然而由于中国当前社会整体资源和发展水平的限制，我们又不得不依靠外来的力量，那么是否意味着对于本土的建筑师和建筑的本土化是一种危机或者负面作用呢？

　　李晓东：其实我个人是比较乐观的，因为任何一种说法都是开始思考的标志，开始有人讨论并出现问题，真正危险的是没有思考而埋头苦干。思考需要一种全面的评判的角度，比如梁启超能够从日本看到中国仅仅是另一种文化而已，于是就十分客观了。而我们的许多学者缺少这样的视角，常常是带有情绪化的色彩去评判建筑，其实也就意味着我们的精英群体的反思的程度还不够。

　　记者：回归到建筑本身，“中国式”也好，“本土化”也罢，您认为通过什么途径在建筑中去表达才更加有效、切合？比如玉湖完小。

　　李晓东：任何一个建筑师做到最佳状态时，他一定能够把掌控的各种资源把握得恰到好处，同时有一种感觉能将其创造性地表达出来。玉湖完小相关的资源是很有限的，希望以尽可能简化的方式在当地的村落进行表达。村落的状态包括当地的文化氛围，丽江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点，包括雪山等都指定了一种非自我的，凸现其文化精华的自然而简练的表达方式。美国环境设计研究协会2004年将玉湖完小评为年度最佳设计奖，评语是：用当代的眼光看待传统问题。该项设计还陆续获得了其他不同地区的建筑设计大奖，如果从不同的文化都能够看到一种内在的美，那么这种美一定是当代的，是超越文化的。从空间的角度看，其布局和传统建筑的空间完全不同，它是一个开放的空间，而这种空间类型在当地的传统建筑中是不存在的。只要根据当地的环境、资源和条件进行创作，那么答案肯定是中国的，但是如果是纯中国的而没有当代的元素，缺少脱离传统文化的陌生化的内容，就难以打动人。建筑是一个时代的综合产物，需要时代的眼光、时代的表达方法，同时基于对本土的尊重以及对本土的反思，在此综合基础上才可能创作出既当代又不脱离传统的作品。

　　记者：那么建筑师的创作应该是一个以问题为出发点的自然而然的过程？

　　李晓东：只有自然了，你才可能打动人，有心作怪是打动不了人的。比如有人可能会认为像米拉雷斯这类建筑师很特别，但是实际上他也是很自然而然的，他的表达和西班牙传统中的激情是吻合的，也能够成为一个体系。所谓的有心作怪，是特意想要做成某种东西，但自己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形式语言的时候，作品就会比较做作。

　　　记者：您从清华本科毕业后先留校工作了几年，然后继续到荷兰进行硕士和博士的学习，之后又到新加坡国立大学工作，现在回到清华。您认为您个人这样的一种多元文化的背景，对于您理解“本土化问题”和相关的建筑创作有怎样的影响？

　　李晓东：本科毕业后在清华工作，有两年在黄山度过，给我最大的启示是独立思考。独立思考是一种状态。荷兰给予了我另外的一种视角，一种比较的视角，从荷兰反观中国和以前看中国就很不同，当你身体力行地去体悟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距离产生了一种相对客观的理解。新加坡给我提供了一个平台，将以前的各种点串联起来，形成一种比较系统化的思维，以至于后来写书和创作都是在经历了这几个阶段后逐渐反思的结果。尤其对于创作就十分明确了，创作一是需要有一个逻辑过程，同时还必须有一个视野，能够看懂什么是现代的，什么是当代的。逻辑思考仅仅能够告诉你一个思维过程，并不告诉你创作过程，所以超前的视野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又必须经过一个体会的过程，之后再进行不断的反思。

　　记者：您所说的反思是在一种经历了不同的地域文化之后的必然，从建筑教育的角度看，这样的一种模式或者说是过程对于中国建筑的创作有何意义？

　　李晓东：中国有大量的留学生出国，但是在20多岁之前在中国的经历是无法脱离的，在国外长期的生活更多的是给自己添加了不同的作料，但是根本的东西还是在中国的。同时，清华率先开办国际斑，就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很好的实践平台，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建筑教育的平台必须反映出这个背景并带动思考存在的问题。教育体制和课程设置也应该同时发生转变。在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下，建筑师的定义肯定也相应的发生变化，涉及的内容更加广泛和复杂。建筑师的教育需要反映这种变化，建筑师对资源掌控的综合能力必须得到提高，不同学科之间的交融是必然的。我们一方面开办国际班，另一方面有大量的学生出国留学，是一个很积极正面的事情。走出去请进来的目的就是要脱离开传统的思维方式，达成资源的共享。

　　记者：回归到我们探讨的“中国式表达”，是否可以认为刚才谈及的建筑创作的过程以及建筑教育等问题事实上是对“中国式表达”的一个再认识的过程？

　　李晓东：肯定是。“中国式表达”以后应该就不会再提及了，实际上应该是以一种思维方式和思维模式来对待本土问题，而不是从符号或者说提法的角度来解释。千万不要就文化论文化，不要过于注重文化的外表，而应该专注于做事情，以客观和逻辑的方式去判断事情，不要把文化放在不恰当的位置，就文化论文化的心态其实十分幼稚，但是很有诱惑力，尤其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时候，实际上却是十分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