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设计教育筑梦人王受之

　　中国艺术设计教育反思

　　城视窗：王老师您好，很荣幸您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您作为现代设计和现代设计教育的奠基人，在您看来中国当代的设计教育在顺应时代发展，与时俱进方面做得怎么样。

　　王受之：我从1982年开始做设计教育，当时全国有设计专业的学校很少，大概只有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无锡轻工业学院、广州美术学院这三所学校，并且当时招进去的学生都不是用“设计”这个名称，“设计”的名称当时大家认为是跟工程有关系，当时都是叫“工艺美术”，只有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有一些其他的跟设计有关的（专业），比方“书籍装帧”，那个时候还不叫“书籍设计”，有“家具设计”，这样除此以外基本上就是“工艺美术”，在这么一个大环境之下，从1982年的下半年开始发展，到了现在为止中国的设计教育是变成一个具有1000个以上的学校，包括综合性的大学里面的艺术与设计专业，还有独立的美术学院里面超过1000个，在校学生超过40万人的这么一个规模，40万个学设计的学生是一个什么含义呢？是比全球的学艺术设计的学生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大，全球加起来大概30万，我们中国一个国家占了40万，所以从这点来说，中国设计还是走的很好的。但是为什么我说这个事情很难用一句话来把它总结呢，就是中国的设计教育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产业化，2005年中国的高等教育产业化就把它变成一个产业而这个艺术与设计类的专业是收费最高的专业，因为别的省份比方说招一个数学，招一个物理，招一个工程的本科大学生你可以多收七、八千块钱，而收一个艺术设计的学生，你可以收到一万或一亏以上，甚至有些省收到一万五，所以周围很多学校在扩张的时候，他就要买地、换房、腾楼，这个时候要增加学校的收入这种情况下，国家投资又不足，那么就利用增加艺术与设计来作为学校的收入，用这个来还贷款，所以这里面就出现了很多良莠不齐的情况，就是说很多学校是拥有了这个专业，但是他本身的教育质量是跟不上的，甚至是不合格的。所以现在整体的情况是规模相当大，水平参差不齐，教学的质量还存在很大的问题，应该是这么说。但是这不排除中国有少数几个还是好的，但是从总体来说水准还差很远。

1983年在广州美院讲设计课
 

1984年讲学

央美讲学
 

　　城视窗：刚才您提到了教学质量，现在评论界也有很多声音说中国的设计教育的师资水平很难达到国际的一个高度，对于这方面，您是怎么看的？

　　王受之：我们学校的设计教育它是一个老师辅导型的教育，一个老师有多少学生的师生比是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机制，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央美术学院开始恢复招生，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央美术学院的师生比是1比7，也就是一个老师对7个学生，那么现在我们扩大了以后很多学校打上去的数字是1比9、1比10、1比11，我在美国工作了20多年的艺术中心设计学院1500个学生，450个老师是1比3。所以首先的问题不是说有没有好老师，而是学校的规模太大，学生泛滥了，这个事情恐怕不是一下能解决的，因为这个事情已经做出来了，盘已经做的这么大了，你在这个过程里面要把它收缩回去，这个困难性很大。

　　王受之先生现为美国设计教育最高学府——美国艺术中心设计学院终身教授，美国南加州建筑学院教授，中国汕头大学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副院长，作为著名的设计理论和设计史专家，他拓展了现代设计和现代设计教育的多个领域，丰富的教学实践和文化积淀使他对当代的设计教育有清醒认识。

　　中国的教育体制亟需完善

　　城视窗：在您上学时期，当时教您的老师都是30年代那批的知识分子，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提文化复兴，您觉得现在的知识分子想要复兴当时的辉煌有可能吗？

　　王受之：中国的高等教育其实年代很短，所以综合大学的教育受美国影响很大，我们早年的很多学校他们组成的人员都是西方留学回来的，并且当时他们所秉承的这种教育体制是西方的体制，学生的德育、体育、智育、美育是全部都要有的，所以他们都有艺术，像徐悲鸿回来在南京中央大学当美术系的系主任，他的主要工作蔡元培让他做的事情不是说培养美术学生，而是要为整个大学培养美育，懂得音乐，懂得美术，当时是这么一种思想，后来又有一批学生出去，这批学生应该是抗战前后出去留学，这学生很多回来以后，这批学生回到国内，20世纪40年代末期50年代初期，他们基本上就是因为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他们西方的这套东西没法教了，教学体制也没有办法形成在1953年中国大陆搞了一个叫做“院系调整”，就全国大学都进行调整，“院系调整”对中国的教育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创伤，因为首先第一次把这个文理分科，把一些综合性的大学，比如清华大学的文科就分出来了，把理科变成一类，组成了很多纯粹理工科的学校，像北京航空学院，北京石油学院，北京地质学院，纯粹是技术型的学校，专业性更强了，就是专业性的学校，而且学校里面没有人文教育，或者基本上不存在人文教育，并且选修课特别少，所以在这种基础之上通过20世纪50年代60年代中国培养出来都是这种以理工科为主的，数学很棒的，技术很棒的这种专门家而不是完整的人，我们说人有左脑和右脑，其实西方学校很重要一点是培养有道德的全脑人左右都行，有逻辑思维也有形象思维，而我们解放以后学苏联这个体制，培养出来的是没有的。我是1978年考大学，然后跳级考研究生，1979年进入武汉大学研究生院，那个时候教我的几个导师就是20世纪30年代40年代留学的，这几个中国导师是把20世纪30年代40年代的人文基础直接嫁接到我的身上，加上我父亲也是那个年代出来的音乐家，就是说我接受的教育其实不是共和国所形成的教学影响，而是民国的那个教学影响在我身上起到了作用。

　　中国设计难出大师的原因

　　城视窗：设计界很少出现国际认可的大师级的人物，大家一直在找这其中的问题，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一点，老师这方面的问题在哪儿呢？

　　王受之：我想一个老师跟一个学生待的时间很长，成为入室弟子，这是一个可望不可求的事情，这种机会很少，有很多导师基本上可能对你就是一下的影响，所以我倒不认为是老师的很大的问题，现在我觉得真正的问题是这个心态太急功近利，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学习以后我就变成一个大设计师，这是不可能的。应该踏踏实实做好设计，你就是在一个旁边的烤肉店，你能够把这个广告做好，这种心态大家都没有，现在大家恨不得一做就做五星级酒店，我们反观到意大利，最破烂的小店它的logo做得都很好，就是每个人都老老实实，就把那个事情做好，就是这种急功近利的思想挺害人的。

　　如何培养设计教育的师资力量

　　城视窗：怎么样才能培养好的老师呢

　　王受之：老师的培养是两个方面，一个老师必须有个很好的教育背景，第二个就是老师必须得有很丰富的社会工作经验，因为我们现在大量的老师，是从学院到学院培养的，而设计是一个社会的活，如果你不做设计，你是没有办法去做好的，所以我这些年在进入大学以前我是一直在一个工艺美术厂做设计的，我有设计的实践，我把这套经验和教学联系起来，我又是一个学术人，所以我觉得现在算是一个好一点的老师，当然第三点好的老师，还得有一种爱教育的心，有些人很能，但他不爱教育，因为我愿意爱教育，我才愿意把我的东西分享给大家。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设计师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实践机会，然而许多重大项目设计却被外国设计师拿走，人们也在反思到底是设计教育的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知识分子应该有担当意识

　　城视窗：20世纪80年代开始，到现在已经从事了近30多年的教学方面的工作，为什么甘心去做教育？

　　王受之：我的生活是希望我能够对年轻人做出一些贡献，因为我们接受了上一代像梁启超、陈寅恪、鲁迅这代人，他们给我们很多东西，我们受到民国这批知识分子影响很大，使我们身上都很羡慕有民国的范儿，我们做不到但我们努力做，既然我有一个机会选择我可以赚钱，我可以去搞教育，那我就选教育，选了教育以后，我就觉得我这个事情不能放，我最怕的事情是半途而废，因为半途而废等于前面全浪费了，我心里想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想做的事情，我把它坚持到底了，教育也是一样我坚持，我要教书我就教到底，我我现在可以退休了，但我我现在又做了一个院长，所以这个院长还得做下去。

　　留美岁月拓展设计教育视野

　　城视窗：我们知道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您已经相当成功了，当时社会上有“北柳南王”的这样一个称法，北柳指的就是北京的柳冠中，那个时候您用很短的时间就做到了这个主任教授，您却选择从头开始去美国，您当时是怎么想的？

　　王受之：我主要是1984年香港理工学院请我去讲学，我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出过国，去了理工以后我很震撼，那个时候的理工应该说比现在要厉害的多，老殖民主义者他的特点就是他们很希望把香港建成一个非常好的地方，他搞教育也是这样，所以当时这个香港理工学院的院长叫麦克法尔，他就属于那一类人，他是英国皇家工业设计协会的副主席，很用心他很希望把我招募过去，我去了以后我觉得很震撼，就是说我以为在广州美院做得不错，到那去什么都不是，我们还处在一个很初级的阶段，那时候有一种心想出国，出国当然有很大的矛盾，就是我要把这边都放下来，就是你已经取得的成就你都要放下来，但是当时想想，我那个时候才不到40岁，放得起，你叫我现在放，我放不起了，因为没时间了，那个时候不到40岁，放得出去以后的头两年，因为我在Pennsylvania，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还不是University Park，在费城，去了以后觉得挺困惑的，因为那个学校不是个多好的学校，就是一个4万人的学校，但是属于一般水平，艺术设计是里边一个系不是多好的，在那里边熬了多年我当时想我到美国不是为了混一个身份，我是希望我能够到美国最好的学校。我当时想到纽约的普拉特或者帕森斯，到那里去当个访问学者，后来有一个偶然机会，这个ArtCentreACCD在Pasadena请我去讲学，那个是我认为天国一样，那是最高的汽车设计世界第一，我没有想到我在那能教书，我就1967（1987）年的7月份夏天，我在费城放暑假我就坐飞机过去了，过去了以后讲课，讲课学生反应很狂热，因为在我以前有一个苏联代表团去讲过，苏联因为政治教条很多，不敢讲话，我去什么都敢讲改革开放的问题我都讲，英文又好霹雳啪啦的，完了以后那个校长就跟我说，你不如来这里教书吧，我想这是个很大的挑战，等于我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两年的工作要放弃，别人要跟我办绿卡，那边有一个工资有医疗，到私立学校的话，私立学校是没有一个全职，教一门课一门钱，并且第一个学期只给我教一门课，也就是说我一个月只有700美元的收入，吃饭都不够，在这种情况下你接不接受，当时我觉得我一辈子恐怕也就一个机会，这种世界最好的学校，现在给你一个机会，你说不定做的好你可以在这里工作下去，或者在这里读书，当时我最好咬了个牙下了决心，好像是1988年，我开车横贯美国一个小破车，就从费城开到了洛杉矶教书，教书第一个学期很忙。课少，所以当时很多同事挺关心我的，美国同事就介绍我到其他的学校去兼课，所以我在美国我教书的经验很丰富，我在加利福尼亚艺术学院CalArt，普林斯尼那个学院我在那里兼课，在帕森斯兼课，在奥蒂斯设计学院兼课，我基本上所有的加州艺术学院我都教过书，当时不是说想教书，是钱不够用。

　　拓展艺术设计教育新领域

　　城视窗：很多人觉得您特别的牛，什么课你都能讲。

　　王受之：他们开始让我教东方艺术史，结果后来我就说我不想教东方，他说那你想教什么东西呢，我想教西方，因为我到学校听了一些课，发觉他没有一门设计史，后来我就开了一门课，学校叫我出题目，选修课，我就出了第一个题目我想到那个叫做“The Great Minds of Design”叫做“设计界的伟大思想”，是分析12个设计师，这门课后来爆满，我的Capacity，我的最高学生容量是22个人，每个学期都是30个，地下都坐的人，就是在美国学生里面得到欢迎，后来我又教了一个叫做“Design Theories”，“设计理论”是一个附属的，学生很多，我最有感触就是有一群德国学生晚上请我吃饭，说您教德国设计史比我们德国老师讲的还要好，我心里觉得很开心，我通过自己学习能够跟德国人讲德国的设计，后来意大利学生请我吃饭，说您比我们威尼斯大学的老师讲的还要好，后来我很出名，后来又到了意大利，到威尼斯，到法国去讲学，我真敢讲他们的设计，就是因为发觉这个人学设计还是可以，后来我到日本去讲日本设计，日本人也买帐，到韩国去讲韩国设计，他们也买帐，慢慢挑战自己，我绝对不做一个在美国教中国的人。

　　王受之先生认为，从事教育事业，并为此奉献毕生精力，更多的继承了民国知识分子的担当意识，早年在武汉大学研究生院深造期间，学者们严谨治学的人文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也成为王受之先生在设计教育领域不断否定自己，挑战自己的重要因素。

　　如何做好设计教育课堂教学

　　城视窗：怎么样才能把这种理论的课程，把它讲的非常生动，让大学生从心底去喜欢？

　　王受之：现在理论课上的不好，就是老师没搞懂，所以没有搞懂去蒙别人，就拿PPT蒙人，我有时候偷偷的去听过一些不是多好的学校的老师上的理论课，我坐在里面，就是拿我的书在蒙别人，我大概从来不会做这个工作，就是我的课总是很有兴趣的，并且我经常用第一人称来上课，就是把我自己摆在设计史的演进里面。

　　城视窗：其实现在有很多大学生也很困惑，也想把这个设计做好，可是他们不知道应该如何去下手，有的时候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对这样的现象您怎么看？

　　王受之：做设计的时候不要太急功近利，第二个就是你的学习过程一定要有个理论的基础，我们现在很多学生都是学了技法，学了形式，他不懂，比方说ARTDECO装饰主义艺术运动，或者是新艺术运动，或者是五十年代到60年代的未来主义，大家都不太了解，五十年代消费时代的说未来主义，大家一般都不知道，所以我今天叫他们看麦克·曼，《广告狂人》，其实那个就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尾翼的汽车，喷气式飞机，加加林，莱伊卡上天，就是那个时代，大家都不懂，不懂的时候你做的话，肯定是片断截取，对历史文化有一个完整的了解，这点很重要。这是史论的作用，但是可惜现在我们现在史论上的不好，那我现在能够做的事情就是把书写得更好一点，所以我的现代设计史昨天交了稿，交了第二版，这一版就比前一版资料更多，大家看起来，如果用心看就会有，我倒是觉得书出出来你不看是白不看，所以我的工作我不能讲那么多课，还是多出点书，用书能够帮助一些年轻的读者。

　　在长期的设计教育实践中，王受之认识到设计理论书籍在教学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此他编写了大量设计专业的理论著作，这些专著结合王受之先生教学实践，重视趣味性，文风凝练，受到广大师生的欢迎，成为众多高等院校的参考书。

王受之出版过的著作
 

　　中国设计师应该加强自身修养

　　城视窗：现在中国的这个环境机会非常的多，能够出现国际上认可的设计师却不多，为什么？

　　王受之：中国的这个机会之多，历史上没见过，但在这么大的一个过程里面，中国事实上他的设计师，由于他的先天不足，就是他没有接受过一个良好的教育，又没有一个很成熟的氛围让他去感染，自己先天也不足，加上这个院系调整，还有这个高教育的膨胀，他们得到的东西不够，他们在能力不够的时候接受这么多大的项目，所以这些项目就错失机会，现在你看一本《世界现代设计史》，《建筑史》，你看看里面提到中国建筑的是凤毛麟角，日本在195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丹下健三，他做的香川特色，他做的这个广岛和平纪念碑，50年代一出来，已经西方认为是现代主义的一个经典，然后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他就出现了黑川纪章，到现在为止出现了一大批人，他没有断，他就整个氛围是够的，他机会多，他出名的人更多，中国是机会非常多，但是由于我们的教育氛围不够，所以设计师是没有准备好去做这个工作，所以他们只能说是完成了很多项目，但是没有能够做出贡献，就包括现在有很多国家级的大的探索性的项目里面有各种的痕迹，这些痕迹可以在扎哈哈迪德身上看见，但是有多少是我们自己原创的？凤毛麟角。

　　要提升中国整体的设计水平实力，王受之先生认为在提高国内设计教育质量的同时，设计师个人的修养十分重要，设计师个人应该增强自身文化积淀，结合设计项目，不断总结，只有设计师整体能力的提升才能推动中国设计的发展。

　　开设侃侃文化讲堂

　　城视窗：其实现在在这个汕头大学，您自己有一个文化平台叫“侃侃文化”，里面邀请到了很多重要的来自文化界的一些人物，里面就包括我们提到的徐冰、梁文道等，和他们进行这个交流，而且您是在大学的课堂当中您想表达传递一种什么样的理念呢？

　　王受之：首先是汕头很偏远，学生不像北京学生，可以有很多机会去听，如果我们再不做，他们就没有机会接触到这种一流的文化人，我也是一个文化人，并且我去请了他们也愿意来，这主要是增加校园的文化氛围，第二个我想借助这个机会讲很多，比方说跟梁文道一起我不太讲读书，反而讲更多的他个人，像刚刚我跟吕敬人老师讲，就没有讲吕敬人是怎么做设计的，而是讲吕敬人怎么插队，怎么上山下乡，怎么开始做自己的行业，他的恋爱是怎么样，个人的经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像马家辉我也是跟他讲这个，叶锦添也是讲这个，并且叶锦添我问了他一些很具体的问题，比方说他做过冯小刚的，做过张艺谋的电影，跟他们做有什么不同的感觉，那就很有趣了通过他看到很多人，用这个过程我想在这个文化论坛上面讲出一个不同的东西，我其实也很恭喜你们很专业的这是一个专业的媒体，这个叫《城视窗》，这也是两个月以前告诉我有这么一个平台，我看还挺好的，里面有很多这种专业的采访，有很多的消息，也恭祝你们这个城视窗能够办得越来越好。

《侃侃文化》对话梁文道


2013年6月27日南极展现场　李嘉诚先生、王受之院长

　　如果要回顾中国设计教育一路走过来的历程，那绝对要感谢王受之先生，常年不懈的奔走在东西方之间，他对现代设计理念有着非常深刻、精辟的了解和认识，将西方的现代设计带到大陆，对中国现代教育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对培养优秀的设计人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王受之手绘速写作品

 

 

 

“记忆中国系列”

法国巴黎








广州东山












桂林






威尼斯
 

　　人物简介

　　王受之，1946年生，广州人，学者，设计理论和设计史专家，现代设计和现代设计教育的重要奠基人之一。研究建筑、工业产品、平面、时装、汽车、城市规划、插图、现代和当代艺术、娱乐等方面的史论。1987年作为富布赖特学者，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切斯特学院和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学院从事设计理论研究和教学。现为美国设计教育最高学府——美国艺术中心设计学院教授，美国南加州建筑学院教授，中国汕头大学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院长，加拿大楷硕（CAS）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总顾问。光华龙腾奖中国设计贡献奖金质奖章获得者。

　　早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研究生院，80年代担任过广州美术学院设计系副主任，1987年作为美国富布赖特学者，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西贾斯特学院和威斯康辛大学麦迪森学院从事设计理论研究和教学，1988年开始在美国设计教育最权威的学府--洛杉矶帕萨迪纳“艺术中心设计学院（Art Center College of Design, Pasadena）担任设计理论教学，1993年升任为全职终身教授，负责全院的现代设计理论和现代设计史教学；在加利福尼亚艺术学院、奥迪斯艺术与设计学院、南加利福尼亚建筑学院、南加州大学都曾兼任设计史论课程。此外，他还是中国的清华大学学术发展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中央美术学院等高等艺术设计院校的客座教授。 曾出版多部专著，如《王受之设计史论丛书》(现代时装史/现代设计史/平面设计史/美国插图史/现代艺术史)、《世界现代建筑史》、《王受之讲述系列》（汽车故事、产品故事、建筑故事、豪宅故事）、《哈罗！中产》、《执意纯粹》、《纵情现代》、《白夜北欧》、《骨子里的中国情结》、《微风吹过圣芭芭拉》、《春风格拉斯》、《建筑中的国语》、《荔湖城记》、《城之国语》、《巴黎手记》、《时尚时代》等，其著作多为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高等院校的设计专业教科书或主要参考书。现还任多家房地产公司顾问及设计总监，指导过多个项目的概念创意及整体策划，如鲁能集团，湖北清江房地产开发公司，重庆龙湖集团的北京、成都、重庆等地项目，深圳万科集团，广州侨鑫集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