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西方设计界一直把持着“现代设计”的话语权，他们在设计的基本原理、工作方式、评价标准等方面一直居主导地位。新中国第一代设计师和教育者从西方带回来的现代设计理念，曾一度与中国的工业化水平严重不相符。改革开放后大量西方思想和设计理论的翻译书籍，又让后来的设计师、教师和研究者雾里看花，一直未能理解到：设计在本质上其实就是意识形态的物质表达；而且，西方思想界、设计界对意识形态和文化形式的认识本身也常带有偏见。

    （2）最核心的问题是，我们长期以来对自己的意识形态不够自信。这一方面基于我们在经济和科技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曾有较大差距，另一方面也在于我们在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性等方面的认识有误区。而许多重要西方思想理论书籍的翻译引进，既带来了西方思想家们的众多成果，也难免带来了西方文化中的固有偏见。“意识形态”一词也变常被认为带有贬义色彩。但聂影所说的“设计是意识形态的物质表达”中，“意识形态”一词是中性的。设计师在日常工作中的所有行为或多或少带有意识形态特点，区别只在于这种行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而已。

        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着重谈到了“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来源于制度自信，我们既然已经迎来了制度自信，随之而来的便该是彰显文化自信，体现在设计行业就是设计师的文化自觉，大胆进行设计的意识形态表达。

     纵观西方设计史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科技和设计发展轨迹，聂影教授指出：现代设计无法在物质匮乏的国家或时代获得巨大发展，而是通常需要较高水平的工业化基础和较发达的市场经济做支撑。

       如果你用“二战后欧洲国家物质短缺但设计大发展”来反驳，则只是看到了他们的物质匮乏，而忽视了他们在战前已经是发达的工业国，战后他们的工程师、设计师、艺术家资源仍在，可以直接投入到新一轮的物质生产过程中。而中国的发展轨迹与他们完全不同，新中国初期，我们不仅物质匮乏、毫无工业基础，更缺乏科学家、工程师和设计师等人力资源，我们不得不一切从零开始。所以简单地拿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中国和发达国家相比较，既不不公平、也不符合历史发展逻辑。

       抛开战争、灾害等特殊因素，较高的工业化水平、充沛的物质生产能力、较完整的市场经济体系、开放的市场竞争模式、较高水平的设计和实施团队等，以上几点同时具备时，艺术设计和创意产业必将迎来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规律在中外设计史中是完全一致的。——而当下的中国就处于这个关键阶段。

       正如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过去的“物质文化需要”转变为“美好生活需要”，聂影教授认为这个判断非常准确。也将能从政策方面为行业发展带来更大福利。

        此外，她指出，要想通过设计帮助大众追求美好生活，高端制造业就应该得到大力发展。并且，它的技术特征和商业模式要带有中国特色，将中国富裕阶层的闲钱或资金吸纳回中国，绑定在中国的生产制造和研发领域。

       重新梳理中国人的“消费模式”、打造中国人的新型“消费领域”，是创造美好生活品质的重要内容。认为美好生活的建设基于纯粹文化建设的观点无疑太过幼稚可笑。只有依托市场经济、鼓励有文化理想和艺术品位的设计师团队投身其间，打造当代中国人美好生活场景、物质体系和生活模式的理想，才能真正落地完成。

       让不断成长的中国中产阶级通过对品位、趣味等方面的消费，支撑一些高于社会一般水平要求的商品和服务，将能有效地涵养一些高科技成就，也能为新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提供保证。市场繁荣、生活品质和创意研发三足鼎立、互相促进。

        当然，农家乐只是新农村建设中的一个缩影。“乡村振兴策略”中提出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恰逢其时。

        如何让乡村整体生活品质赶超城市，实现乡村振兴？聂影教授坚信“设计集成”是大势所趋。

    （1）为了建设美丽乡村，设计行业的不同专业需要共同规划与发力。

        从规划建设角度讲，唯有规划、建筑、室内、景观、环境科学和工程建设等多学科通力合作，充分发挥设计师团队的主动性和协调性，带领各相关行业和产业，汇集民间与政府的力量，方能攻克难关。

    （2）设计集成不只是工程的整合，还是设计师们对于不同乡村特色的价值判断凝聚。

        中国地域广大，各地乡村各具特色，除自然环境外，传统手工业、新型制造业、服务业和新农村建设成果等，都可成为“美丽乡村”的特有名片，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模式，促进当地人就业，吸引游客和新住客，可持续地创造商业价值。

    （3）“美丽乡村”的建设过程可被视为中国地产的创新模式。

        聂影教授将未来的美丽乡村建设场景比喻为“4.0版新地产”。如果说我们所熟知的地产业是“1.0版模式”，以不断圈地、出售楼盘为典型特征，资本优势和开发商获利在这个过程中起主导作用。而美丽乡村的建设中，投资来源将更加多样、建设方式更考虑本地产业特征、建成后的业态模式更具可持续性，规划建设也由多领域专家通力配合来完成。它比常规地产业模式相比，显然有多重升级。

        这种新模式将有助于生产、产业与生态三者“合兵一处”：生态环境的破坏意味着地区产业竞争力的丧失，严重影响从业者生计和体验者感受。利用市场和产业力量保护生态建设成果，摆脱环境建设仅靠政令和法律来维系的局面。

    （1）西方设计界一直把持着“现代设计”的话语权，他们在设计的基本原理、工作方式、评价标准等方面一直居主导地位。新中国第一代设计师和教育者从西方带回来的现代设计理念，曾一度与中国的工业化水平严重不相符。改革开放后大量西方思想和设计理论的翻译书籍，又让后来的设计师、教师和研究者雾里看花，一直未能理解到：设计在本质上其实就是意识形态的物质表达；而且，西方思想界、设计界对意识形态和文化形式的认识本身也常带有偏见。

    （2）最核心的问题是，我们长期以来对自己的意识形态不够自信。这一方面基于我们在经济和科技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曾有较大差距，另一方面也在于我们在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性等方面的认识有误区。而许多重要西方思想理论书籍的翻译引进，既带来了西方思想家们的众多成果，也难免带来了西方文化中的固有偏见。“意识形态”一词也变常被认为带有贬义色彩。但聂影所说的“设计是意识形态的物质表达”中，“意识形态”一词是中性的。设计师在日常工作中的所有行为或多或少带有意识形态特点，区别只在于这种行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而已。

        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着重谈到了“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来源于制度自信，我们既然已经迎来了制度自信，随之而来的便该是彰显文化自信，体现在设计行业就是设计师的文化自觉，大胆进行设计的意识形态表达。

     纵观西方设计史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科技和设计发展轨迹，聂影教授指出：现代设计无法在物质匮乏的国家或时代获得巨大发展，而是通常需要较高水平的工业化基础和较发达的市场经济做支撑。

       如果你用“二战后欧洲国家物质短缺但设计大发展”来反驳，则只是看到了他们的物质匮乏，而忽视了他们在战前已经是发达的工业国，战后他们的工程师、设计师、艺术家资源仍在，可以直接投入到新一轮的物质生产过程中。而中国的发展轨迹与他们完全不同，新中国初期，我们不仅物质匮乏、毫无工业基础，更缺乏科学家、工程师和设计师等人力资源，我们不得不一切从零开始。所以简单地拿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中国和发达国家相比较，既不不公平、也不符合历史发展逻辑。

       抛开战争、灾害等特殊因素，较高的工业化水平、充沛的物质生产能力、较完整的市场经济体系、开放的市场竞争模式、较高水平的设计和实施团队等，以上几点同时具备时，艺术设计和创意产业必将迎来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规律在中外设计史中是完全一致的。——而当下的中国就处于这个关键阶段。

       正如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过去的“物质文化需要”转变为“美好生活需要”，聂影教授认为这个判断非常准确。也将能从政策方面为行业发展带来更大福利。

        此外，她指出，要想通过设计帮助大众追求美好生活，高端制造业就应该得到大力发展。并且，它的技术特征和商业模式要带有中国特色，将中国富裕阶层的闲钱或资金吸纳回中国，绑定在中国的生产制造和研发领域。

       重新梳理中国人的“消费模式”、打造中国人的新型“消费领域”，是创造美好生活品质的重要内容。认为美好生活的建设基于纯粹文化建设的观点无疑太过幼稚可笑。只有依托市场经济、鼓励有文化理想和艺术品位的设计师团队投身其间，打造当代中国人美好生活场景、物质体系和生活模式的理想，才能真正落地完成。

       让不断成长的中国中产阶级通过对品位、趣味等方面的消费，支撑一些高于社会一般水平要求的商品和服务，将能有效地涵养一些高科技成就，也能为新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提供保证。市场繁荣、生活品质和创意研发三足鼎立、互相促进。

        当然，农家乐只是新农村建设中的一个缩影。“乡村振兴策略”中提出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恰逢其时。

        如何让乡村整体生活品质赶超城市，实现乡村振兴？聂影教授坚信“设计集成”是大势所趋。

    （1）为了建设美丽乡村，设计行业的不同专业需要共同规划与发力。

        从规划建设角度讲，唯有规划、建筑、室内、景观、环境科学和工程建设等多学科通力合作，充分发挥设计师团队的主动性和协调性，带领各相关行业和产业，汇集民间与政府的力量，方能攻克难关。

    （2）设计集成不只是工程的整合，还是设计师们对于不同乡村特色的价值判断凝聚。

        中国地域广大，各地乡村各具特色，除自然环境外，传统手工业、新型制造业、服务业和新农村建设成果等，都可成为“美丽乡村”的特有名片，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模式，促进当地人就业，吸引游客和新住客，可持续地创造商业价值。

    （3）“美丽乡村”的建设过程可被视为中国地产的创新模式。

        聂影教授将未来的美丽乡村建设场景比喻为“4.0版新地产”。如果说我们所熟知的地产业是“1.0版模式”，以不断圈地、出售楼盘为典型特征，资本优势和开发商获利在这个过程中起主导作用。而美丽乡村的建设中，投资来源将更加多样、建设方式更考虑本地产业特征、建成后的业态模式更具可持续性，规划建设也由多领域专家通力配合来完成。它比常规地产业模式相比，显然有多重升级。

        这种新模式将有助于生产、产业与生态三者“合兵一处”：生态环境的破坏意味着地区产业竞争力的丧失，严重影响从业者生计和体验者感受。利用市场和产业力量保护生态建设成果，摆脱环境建设仅靠政令和法律来维系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