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讲堂文艺记者专访建筑大师保罗·安德鲁

　　9月29日晚，因设计国家大剧院而为中国人熟知的法国建筑大师保罗•安德鲁(Paul Andreu)，在百周年纪念讲堂多功能厅为北大师生发表了一场题为“发现文明之美：以建筑沟通世界”的演讲。演讲结束后，讲堂文艺记者对安德鲁先生进行了专访。　　

　　当晚的安德鲁穿一身黑色套装，简洁庄重，令人联想到中国的中山装。今年恰逢他的七十寿辰，虽然头发已经花白，但思维清晰敏锐，在近两小时的演讲后，仍然耐心地接受记者的采访，深入地就中国城市的文化身份、对传统的态度、自己的建筑理念、国家大剧院的灵感来源，乃至对北大校园设计等方面，表达了独特的看法。

　　记者：您提到，在为每一个城市设计建筑的时候，都会充分考虑当地的文化传统。而每一种文化对建筑都有自己的观念，尤其是根深蒂固的传统民间信仰。在中国，人们更是普遍相信“风水”。这套概念既复杂丰富，又历史悠久，可谓深入人心。那么，您在为中国城市设计建筑的时候，您对这些传统观念持什么态度?是否会在意它们?

　　安德鲁：我的回答：会，也不会。

　　说不会，是因为我的设计，从来不会去迁就、服从或满足任何既定的规矩和成见。我不会让这些东西束缚我。

　　说会呢，则是因为我总是尝试通过回到根本，来真正的理解传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路，怎样才算真正理解传统?不是把它作为现成的教条生硬的接受，而是回溯它形成的过程，即传统何以成为传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定，那样的要求?这都是在历史的进程中，人在满足自己需要的同时，直接面对自然，解决与自然的具体矛盾而提出的办法。正是这样才形成了传统。

　　而我从这点出发，则恰恰与中国的很多传统观念，包括“风水”的部分思想，产生共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非常尊重中国的传统观念。

　　记者：您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今天的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常常免不了面对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矛盾。尤其在今天中国这个具体的背景下，很多城市在追求多样性，却同时丧失自己了的身份，变得没有个性可言。面对这种现状，您觉得应该如何平衡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矛盾?

　　安德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思路不能狭隘。一方面，一些建筑师名义上追求多样性，实则只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设计任何风格的建筑。这样是很不负责任的。由此也使城市身份丧失，风格混乱。另一方面呢，我们建筑师总是面对太多传统的条条框框，总会有人告诉你，哪个地方必须要保持传统风格。其实这样的后果，就是造出一座“传统建筑的公墓”——所有东西都是过去的东西，是僵死的，与今天失去联系。

　　所以我又要回到刚才的思路。你的出发点，永远应该是现实：一个地方的气候怎样啊，周边的环境如何啊，那里是否雨水充沛啊，是否长年大雾啊，等等;尤其要看当地人的风俗，看他们是怎样生活的。你提到个性，我们总是说个性个性，其实什么是个性?个性不是你刻意去追求的。如果一个建筑师总善于使自己的想法，最彻底地适应具体环境，最熨帖地体会那里人的实际需要，这样一来，个性自然就产生了。

　　正因为我总是持这样的出发点，所以我的每一个设计都是独特的，我永远不会复制自己，也不会复制别人。

　　另外我还要谈到地标的问题。今天中国太强调地标的意义了。为什么每一个建筑都要成为有历史意义的纪念碑?很多时候，我们并不需要地标，只需要实实在在满足人们需求的建筑。地标性建筑过分集中，只会毁掉城市的景观。　　

　　记者：您的事业始于七十年代成功地设计建造巴黎的戴高乐机场。今年恰逢您的七十寿辰，您的建筑生涯也已有将近四十年，这不是一段很短的时间了。这几十年中，您的对建筑这门学问一直在进行深刻的思考。能否请您谈谈，对比起以往，您感到自己今天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安德鲁：到今天这个年纪，我最核心的设计理念没有变，但会感到其中的某些东西，在我心中越来越明确，越来越清晰。而另外一些事情，我却不再在乎了。

　　比如在年轻时，对于很多具体细节，我会非常较真：这里应不应该挂吊灯，那里是不是得造成透光，等等。今天我回过头来看，会觉得多一点，少一点，不是那么重要了。现在我变得更宽容。

　　其实现在我最大的感觉是，今天的我更自由——我处于这种自由状态之中，不在需要很刻意的去寻觅真理，就会发现，真理往往就在我身边。

　　建筑设计实在是件无比复杂的东西，很难在此简单地把我的思维过程复述出来。不过我可以这样说：现在经过一番寻觅之后，我会更容易到达豁然开朗的状态。那好象是突然的邂逅，我会对自己说：啊，真理就在这里，而且一下子所有问题都解决了——你知道建筑设计实在有太多限制，有太多要求需要满足了。不过这种过程很难解释……

　　记者：听说您设计国家大剧院的灵感，来自一颗非洲的种子。是这样的吗?

　　(一提到这个话题，安德鲁非常兴奋，双目更加炯炯有神，脸上还露出带点童稚的笑容，连声说“啊!是的是的!”随即站起来取过公文包，从中拿出一块黑色的、光滑锃亮的圆形硬核，神秘地开始了他的回答。)

　　安德鲁：这东西我一般不给别人看的。它大概是类似面包树种子的东西吧，是我的护身符。像小孩子的玩意儿。每当我们的工作遇到困难，我都会把它紧紧握在手里。它能帮我度过难关。

　　其实你可能会发现，我的设计，像一些作家的作品一样，有一个母题，那就是圆形的结构。(安德鲁为中国设计的建筑中，北京的国家大剧院，上海的东方艺术中心和广州的新体育馆，都以圆形为基本的建筑结构。)这不知算不算我的一个情结，可能从精神分析学上能找到答案吧——不过我从来没有请人为自己做过精神分析!

　　记者：今天您参观了北京大学的校园，感觉如何?校园里面有传统风格的老房子，又有像百周年纪念讲堂这样崭新的建筑，它们给您的总体感觉如何?您对北大校园的建设有何建议?

　　安德鲁：这个校园实在美丽，尤其是它的园林，表现出自然与人的亲和，我很喜欢。

　　其实，像哈佛、耶鲁这样的学校，也面临相同的问题：传统与现代的风格，如何调和?是应该保持一致的风格，还是允许多样性?

　　我的意见是，如果新的建筑想遵循传统，那它必须是不打折扣的传统。不能只加上个传统风格的屋顶——就好比我不会因为戴上顶中国风格的帽子，就成为中国人。因为一个建筑家，永远是为别人服务，而不是刻意表现自己——我一直以来所坚持的最重要的东西，是耐心与虚心。

　　采访手记：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安德鲁的思想贯穿着一条线索：他总是避免提出任何原则性的东西，并始终强调自己不受任何教条的约束。似乎他完全一无所本，仅凭一己的天才，以童真而又锐利的灵感，去处理每个城市具体环境带给他的挑战。这正是他所说的自由境界——并不需要寻寻觅觅，却突然发现，真理就在身边。然而，要不是经历七十年的人生历练，和近四十年建筑生涯的砥砺，这种境界又从何谈起呢?在《论语》中，孔子逐一经历过“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等等人生阶段以后，才终于能做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而这句话，不也是今年正值七十岁的安德鲁的最佳注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