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师刘家琨用小说构建“明月新城”

　　刘家琨

　　作为建筑师，我了解不少建筑史上的素材。很多思想、主义、社会理想都始于一个特别美好的乌托邦，但失败于跟现实或者人性的对立。

　　中国最具人文气质的建筑设计师之一刘家琨，最近通过时代文艺出版社推出了他始于18年前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明月构想》。在他眼中，建筑和小说都是一种设计，使用某种语言元素去构建梦境。这本书是他的“反乌托邦小说”，作为建筑师，他借熟悉的建筑故事来写那种循环往复的历史现象：“很多思想、主义、社会改革都始于一个特别美好的乌托邦，但失败于跟现实或者人性的对立。”

　　《明月构想》以“我”的第一视角展开，以多年前一位名叫欧阳江山的建筑师实践“明月构想”——一个要建立一座新城、并用建筑重塑人的灵魂的计划来展开的故事。虽然看起来欧阳江山一步步在逼近成功，但最终却败给了不期然的天灾和不可抗拒的人欲。当最后大水淹没了尚未建成的明月时，一切又回到起点。理想毁灭，构想终结，徒留一片明月照渠沟。小说当年的第一读者马原、何多苓、欧阳江河、翟永明、何四平、洁尘认为：“这是一本只有建筑师才能写出来的小说。”

　　我的身份是一个建筑师

　　建筑带我精神漫游

　　对于建筑设计与写作您都厌恶、逃离过，最终却以建筑师的身份深入人心。这种选择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它们对你的人生有什么不一样的改变?

　　刘家琨：建筑设计是我的专业，写作是我的爱好。刚开始对建筑设计我没有感觉，没有理解，没有兴趣;对没有兴趣的东西也谈不上厌恶。所以说我对建筑设计厌恶是不真实的。写作我厌恶过，是因为经过前期一些写作以后，感觉自己越来越窄，正好在那时候进入四川省文学院，文学院的体制使我发现，写作这件我自己看得比较纯粹的事情原来是这么复杂扭曲，所以产生厌恶。

　　关于选择，主动被动都有。对于建筑，我是“半路回家”。多少年来一直有人这样问我，我也有点不知如何回答。我曾经找到一句话，“生命会自己找到方向”，也许就是这样吧。至于有它们一路相陪人生有什么变化，我在《我在西部做建筑吗》这篇文章里已经说了：“建筑设计不只是我在现实生活中谋求功名利禄的工具，和文学爱好一样，它也是我漫游精神高峰和心灵深处的导游。这两样都是一辈子不够用的苦活，好处是可以一直让人一生向上。”

　　我注意到，除了让您在1980年代就一举成名的先锋小说《高地》和刚出版的这本《明月构想》外，您的文学作品似乎并不多。是什么决定您写作的动力和产量?

　　刘家琨：我不是以写作来安身立命，我读的是建筑，我的身份是个建筑师。对于文学，我有感觉就写，没感觉我也没有觉得着急非要写什么东西。我是以内心的状态和兴趣来决定写不写。

　　小说中的造城运动失败了现实中却成功了

　　小说开头点出这是发生在30年前——它对应的是“文革”初期?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来写“明月构想”的故事?

　　刘家琨：因为那个时代狂热的氛围和小说需要的氛围是符合的，也是我个人熟悉的。隔了这么多年，能让我更加清晰地回顾和审视那个时代。

　　小说主人公欧阳江山并不是一个官僚和实用主义者，也是一个梦想家和浪漫文人。他的身上有您自己的影子么?

　　刘家琨：小说里没有表现他是浪漫文人。小说就是小说，主人公其实泛指了一类人，比如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因为我是以建造“明月新城”作为原故事，这样一个与建筑有关的人物可以作为这个故事的灵魂。他不是我，严格说来他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建筑设计师。他是梦想家，但更是某种社会理想的执行人。

　　他主导的这场轰轰烈烈的造城运动最后失败了，这让有些读者联想到现实的“造城”，却是成功的。对比起来是不是更耐人寻思?

　　刘家琨：这个问题有意思。城市确实建造成功了，但从人的生活和人性的角度看是不是成功了呢?成功的标准是什么?

　　书中写到构想工地上到处都是“鼓动类”和“告诫类”的标语，在现实的建筑现场中也是如此。作为建筑师，您对此有何感受?

　　刘家琨：鼓动和告诫性的标语其实是我们这个社会，尤其是我写的那个时代的特色。而现实的建筑现场中，标语主要是关于安全，并不带有政治性。我作为建筑师觉得有所区别。但“大标语”是中国的一种特有文体，我觉得特别能表达一个时代的语境。

　　毕业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1999 年成立成都市家琨建筑设计事务所，至今从事建筑、室内及景观设计。刘家琨在建筑界早已大名鼎鼎，他创作的罗中立工作室、鹿野苑石刻博物馆、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馆、胡慧姗纪念馆等一系列建筑作品，似乎让建筑成为了自己的另一种小说形式。

　　其主持设计的作品被选送参加德中文化年、法中文化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等多个国际展览。曾获得2003年中国建筑艺术奖、建筑实录中国奖、远东建筑奖、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创作大奖等。主要著述包括《英雄》、《高地》、《灰色猫和有槐树的庭院》、《此时此地》、《明月构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