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斯伯·拜诺夫：丹麦最古老日报里的“中国迷”

 　　耶斯伯·拜诺夫（Jesper Beinov）办公的报业大楼有 265 年的历史，就在哥本哈根市中心购物大道一个拐角旁。这幢钢筋大楼有装修完全现代的编辑室，但也有一个房间保留着 18 世纪皇家图书出版商 Ernst Henrich Berling 创办这份日报时的古典装潢，专门作报社董事会议之用。而今天这份全丹麦最古老的日报依然以 Berling 命名，Berlingske 意为“Berling 时报”。

　　耶斯伯·拜诺夫桌面上的摆设只有一个维京战士小矮人，但他一开口就能让你立即跳脱对他“典型北欧人”的印象。他会谈到慈禧废除“裹脚布”对解放中国妇女的积极影响，同时提到几乎同时代的戏剧家易卜生作品的意义，及其对中国五四运动的影响，再从书架上拿出一本 1899 年出版的《玩偶之家》。  

　　说拜诺夫是“中国迷”毫不过分。从 4 年前开始，他开始系统地研习中国的历史、社会与文化。一有假期他就飞去中国，亲身体验作为改革开放试验田的深圳。眼下，完全出于个人兴趣，拜诺夫正在整理资料，撰写一本有关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政治、文化与现代化的书，已有丹麦出版商确认出版计划。

　　学历史与文学出身的拜诺夫，从青少年开始就为校报写书评。迄今为止，他在创刊 265 年的 Berlingske 日报工作了 8 年，从两年前开始担任文化版主编。但在投身报业之前，拜诺夫曾任职政府，担任丹麦科技部长的特别顾问。亲历不同领域，令拜诺夫能从文学、民生等多角度去解读安徒生、莫言的书，同时也能对政治时务的书籍发出独到见解。

　　在为传统纸媒效力的同时，他也为日报的网络电视主持作家访谈节目。1749 年创刊的报纸，受到新媒体冲击在所难免。原本依照日报传统模式晚上印刷、一早上报摊的 Berlingske，如今一日更新 4 次电子版；每晚在社交媒体上推出对翌日纸质报纸的预告。对于这样的崭新媒体商业模式，拜诺夫显得乐观，他认为每一种产品都有一定的寿命，“聪明的出版人会选择创新：有些东西会消失，但新的事物会诞生，我们要做的就是为新旧事物搭桥”。这种观点也体现在他对阅读的态度上：拜诺夫收藏许多旧版书，他对“有灵魂”的纸质书心存怀旧情绪，但也并不抗拒阅读电子书。

耶斯伯·拜诺夫喜欢莫言的书，不过暂时只读过《天堂蒜薹之歌》，并为这部作品深深感动　

耶斯伯·拜诺夫因为工作的缘故经常采访作家，藏有不少作家签名本

　　记者：小时候你爱读安徒生吗？

　　耶斯伯·拜诺夫：1971 年在我的洗礼仪式过后，我父亲送了一套爱徒生童话给我作为出生礼物。当时还分成男女生版本，男生是蓝皮书，女生是红皮书。小时候，我爷爷和父亲轮流给我读书里的故事。当我可以自己阅读安徒生时，慢慢开始意识到他的“童话”很特别：他既写给孩子也写给成人，但说的完全是两回事。我知道安徒生在世时更希望大家能重视他的小说，可我还是认为他笔下关于生命、死亡、爱与恨的童话和寓言更有普世价值，因而经得起时间考验。

　　我家里收藏了安徒生所有的童话，包括他的书信集、日记、小说，堆满了整一层书架。最近我在报刊上读到一篇有关文化身份的文章，当时就记起来安徒生的《影子》里面有探索艺术家身份的内容，回家直接翻来重读。他的童话有很多层次，小时候理解不了，年纪大了才逐渐读懂。

　　记者：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对你、对当今丹麦社会有什么影响？

　　耶斯伯·拜诺夫：20 年前我还是个学生时，我父亲送了我一套《克尔凯郭尔作品选集》，内容主要是个体有责任对自我命运做出选择。在上个世纪中，欧洲自由遭受的最大挑战应该是来自纳粹压迫。而加缪的《瘟疫》、乔治·奥威尔的作品，都是关于个体自由选择对抗极权主义的主题，我在青年时代读这些书，一直印象深刻。

　　克尔凯郭尔对当今的丹麦社会的影响依然很深，不过与他那个时代相比，现在人们读他，大多不是读他对基督教的文论，而是有关他对“诚实”的描写：人们应该忠于自己的内心，不当虚伪的人；人们需要对自己负起责任，选择自由的生活。新一代读者对这一点很接受，因为这正说中了他们想要的：不受他人摆布，活出自己的个性。他的作品不易读，但也被收入了中学课本。

　　记者：你最近刚去了中国度假，有什么收获？

　　耶斯伯·拜诺夫：最近我在读《纽约客》前驻京记者欧逸文（Evan Osnos）的书：《在新中国追逐财富、真相和信念》（Chasing Fortune, Truth and Faith in the New China）。这书对当下中国有非常真实的描述，因为他掌握的是深入民生的第一手资料。你也知道，西方读者平常读到有关中国的新闻都不是那么深入民间的。我喜欢一有机会就到中国去，亲身经历和观察那里百姓的生活。以前我读过很多邓小平的文集，了解他“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也读过大量有关深圳的文字，直到最近我才第一次到那里去。

　　记者：你对中国的好奇是怎么开始的？

　　J：以前我经常去英国、美国，作为西方人，西方社会看起来大同小异。2006 年我到台湾去，那是我第三次接触中国社会，在那里我第一次亲历到不一样的“现代化”，碰到了很多无法解构的现象。于是四年前我决定开始对中国的文学、历史、社会和语言进行系统化的学习。同一时间，我读到了 Fareed Zakaria 写的这本《后美国世界》（The Post-American World）。这书很精确地描绘了当前的世界形势：东方在崛起，西方在没落。中国强势的市场经济和与众不同的“中国特色”令我印象深刻。我采访过作者两次，他尝试将东西方放到一个可相遇的中和点上。作者认为西方受到挑战，但如果能在新兴的东方社会中学习一些东西，比如创新技术和刻苦努力，还有重新崛起的可能。英国经济和历史学家 Niall Ferguson 在《文明——西方及其他》（Civilization-The West and the Rest）里，对过去五百年东西方的历史和文明进展做了系统化的分析，他得出结论：西方社会成功经验完全能被复制，而且现在已经受到比如来自中国的挑战，书里还造了一些像“Chi-America”（中国化美国）这样的新词。

　　我知道很多西方人认为，我们现在生活富足，这样的富足还会保持一百年不变，但我没那么大安主义，我们都需要刻苦努力。西方应该放开偏见，去解构中国的文化密码。

　　记者：你喜欢哪些中国作家的书？

　　耶斯伯·拜诺夫：我喜欢莫言的书，不过暂时只读过《天堂蒜薹之歌》。我为这部作品深深感动，完全可以代入到卑微百姓的角色中，无法不为他们的命运而哭泣。莫言的语言很生动，而且有力，我们在他引导下去想象小人物的生活，阅读时就能感受到独特的色彩和气味。他的写作风格应该是很中国的，跟我读过的书都不一样，但同时他又有国际化的写作技巧，比如他会令我联想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我们报纸和另一家报纸——我们的竞争对手，都给出了五星和六星的高评价。丹麦的出版商告诉我，莫言的书卖得不错，他们会继续译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