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赞赏与质疑伴随的保罗·安德鲁

　　建筑师：霸占了你生活的职业

　　1938年安德鲁出生于法国波尔多市附近的冈戴昂，毕业于法国高等工科学校、法国道桥学院和巴黎美术学院，这都是法国乃至欧洲首屈一指的专业学院。1967年在他29岁的时候，设计了圆形的巴黎查尔斯·戴高乐机场候机楼。所有关于安德鲁的简历都是这样展开的，没有太多冗长的叙述，就像安德鲁本身和他所代表的设计风格，简洁，实用。戴高乐机场的成功让“保罗·安德鲁”这个名字的价值一夜之间提升了百倍，他从此成为巴黎机场公司的首席建筑师，凭借着这个来自艺术之都的崇高的认同，他先后参与设计了尼斯、雅加达、开罗、上海、日本等国际机场，蜚声海内外。

　　从来都没有横空出世的天才，事实上选择建筑并非由于热爱或者了解，年仅22岁的安德鲁只为某些极为简单的原因就投身了这个行业。安德鲁的父亲是位数学老师，他一直希望儿子将来成为一名工程师。早先安德鲁学习物理，后来却爱上了绘画，但他明白，父亲若知道他想当画家，一定会气炸的。因此，安德鲁选择了建筑，“因为我喜欢画画，当然我也擅长物理。”

　　安德鲁30岁时获得国家建筑师文凭，从那以后他一直在巴黎机场公司工作。多年来，安德鲁的作品遍布世界各国：与人合作的法国巴黎“新凯旋门”德方斯的大拱门、日本大阪海洋博物馆、英法海底隧道法方终点站、中国广州新体育场…… 当然，最多的还是飞机场。

　　业界对他的赞赏与争议从未中止过。2004年5月23日，他负责规划建设了巴黎夏尔·戴高乐国际机场2E侯机厅天花板坍塌，造成四人死亡。2E侯机厅落于2003年，是安德鲁在Roissy完成的第七座候机大厅，一度被誉为他的最大胆的设计之一。特别质询委员会认定坍塌归咎于各种技术原因及设计上缺乏安全考虑。安德鲁则指责坍塌是建筑公司的不合格施工所致。2004年9月28日，另一个安德鲁设计的候机厅迪拜国际机场第三候机厅于建设中坍塌。

　　然而没有人知道，每一次当飞机在安德鲁设计的机场起飞、降落的时候，他的心情并非人们所预料的自豪或者欣慰，相反他内心总是忐忑不安，“很不平静，我总担心自己有什么没做好。”这是我们看到的安德鲁敏感的一面，而当他的担心、忧虑变成现实时，安德鲁却不再有惯常所展现的自负、执拗，变成了一个悲伤、内疚的老头。

　　2004年安德鲁65岁，正是退休的年龄，他离开了自己服务30多年的巴黎机场公司，组建了属于自己的一家小公司。每月往返于巴黎与北京之间数次，即便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也恐难以负荷，何况是这年届七旬的老人？

　　那种令人惊异的充沛精力大概源于对建筑的真正痴迷。“当看到我的建筑从图纸慢慢变成实体，并吸引着人们走进去时，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候。”安德鲁说，“建筑就是这样，它创造欲望，让人想驻足观看，并为之停留。”

　　在国家大剧院设计图纸需要进一步深入论证的重要关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接见了他。安德鲁匆忙出发，急切中，竟然穿了两只不同的鞋，谈话过程中，朱总理突然将眼睛往地上看。窘迫的安德鲁以为朱总理看到了他两只鞋子不同的“熊样” ，结果，朱总理一字一顿对他说：我们接受你的设计，会承担非常巨大的压力。我们给你这块土地，是中国最珍贵的黄金之地。全中国人民都会来品评你的作品。假如有一天，有51％的中国人赞同你的作品，你就成功了。

　　对于国家大剧院，安德鲁倾注了他全部的心血，一个月去一次工地。退休后的两年里，他都自费从法国飞到工地。为了从不同地点与角度拍照，安德鲁几乎走遍了长安街。一有时间，他就登上景山，或到紫禁城最高的平台上去看大剧院的外观。安德鲁十分明白大剧院所坐落的北京中心，是中国人价值观的诞生地，它花费了他10年的时间，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

　　安德鲁说：“建筑艺术与其他艺术一样，有许多是跨越国界的、全人类的东西。每个国家的建筑都要从其他国家的建筑艺术中学习、借鉴，自己的艺术也会为别的国家所借鉴。对业主的意见，不能简单、机械地迎合，而要抓住其精髓，提出自己的见解。这样，你的方案出来之后，才会令对方恍然大悟似的回答‘我们想要的就是这个！’就像是一个小伙子对别人描绘他未来妻子的模样：棕色头发、蓝眼睛、小巧玲珑，而最后他却与一个金黄头发、黑眼睛、身材健美的女孩结了婚。为什么？因为爱情。原来的想象没有爱情，只是一种憧憬、愿望而已。”

　　在中国近10年，对于安德鲁来说是人生中太过重要的一部分。尽管他很快乐地宣布说，“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是中国人了”。中国文化对人的熏陶从来都不是侵略性的，这种熏陶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安德鲁。“我甚至不知道它是怎么发生的。至少我的脾气比以前好了很多，我是容易发火的人，有时还会大吼大叫，但现在不会了，我从中国人身上懂得了克制，当然我的许多中国朋友有时还会说，你脾气太坏了。我则对他们说，我已经柔和许多了。”

　　在我们看到的国家大剧院里，安德鲁已把一种“骨子里非常中国的东西”融入他的设计语言，所以才会有剧院外那一泓护城河般的方形水域，才会有那两扇酷似中国古老城门的剧院大门，才会有剧院内外那20多种深浅不一的红，才会有歌剧院穹顶上蜿蜒盘踞的“龙灯”……

　　“建筑是人类的一种记忆”

　　2002年3月26日，由法国设计师保罗·安德鲁主持设计的“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建设工程在上海浦东世纪大道上破土动工。“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总投资7.8亿元人民币，占地面积2.3万平方米，预计将于2004年完工，届时将成为以音乐演出为主要功能的上海标志性城市文化设施。

保罗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开工仪式上讲话

　　安德鲁用“艺术的建筑、神秘的建筑、文化的建筑”来形容他在中国的第四个大型设计项目。他说，东方艺术中心的造型形式充满了跌宕起伏的变化，如同音乐中迭起的高潮和绕梁的余音。他说：“我这次的设计非常非常中国。”

　　从建筑示意图上看，这幢建筑外型非常大胆而夺目，犹如一朵巨大的蝴蝶兰。“花瓣”由三个球体的截断部分组成，半径长短错落，在浦东碧空的映衬下勾勒出数十条回旋流动的轮廓线。建筑外表采用玻璃幕墙，在白天和夜晚都将显得玲珑剔透。而建筑内墙据称将采用黄、赭红和棕色的陶瓷，以制造特别的视觉效果。在白天，彩陶内墙不甚显眼，但在夜晚却闪闪发光，象悬浮在空中的彩色果核。

　　这座建筑的特别之处，还在于它将被近万平方米的园林密密围绕。人们置身其中将看不到周围建筑，而徜徉于绿树蓝天之间。

　　安德鲁设计的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专家们在对其国际一流的演出设施表示赞赏之时，直指设计上存在诸多“能耗漏洞”。简简单单的一道外门与开阔恢宏的大厅直接相连，虽然体现了设计者“令人眼前豁然开朗”的视觉效果，但中间空气没有任何隔断，形成了一个导风口和引流口，导致屋内设计温度达不到要求。中央大厅里的空调出风口竟然全都面向玻璃幕墙，并不直接吹向大厅。他们得到的解释是，这是为了防止室内外温差使玻璃幕墙冷凝结露，影响建筑的通透和美观。据介绍，由于东方艺术中心内的音乐厅、歌剧院和演奏厅的内部空间全部相通，如果只是一个小演奏厅有演出，艺术中心宁愿不演，因为所有的空调都开起来，连电费都赚不回来。装饰东方艺术中心内墙的陶瓷挂片多达15.8万片，最高处达14.8米，如果全部擦洗一遍，至少需要两个月时间；4700块玻璃幕墙“外罩”，每洗一次需要4万元。

　　“巨蛋”背后的故事

　　做国家大剧院工程期间有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外界的质疑，他几乎是被‘孤立’的，质疑的声音远远高于支持的声音。2004年5月，国家大剧院工程紧张施工期间，戴高乐机场航站楼发生塌陷事故再次使安德鲁处于舆论的中心。

　　安德鲁依然能清晰地回忆起当年自己第一次听到关于戴高乐机场发生塌陷事故时的情形。“一个记者直接打电话给我，很严肃地质问我知不知道机场出事了，问我怎么看。”他说，流露出一点无奈的神情，“我大吃一惊，为了机场的事，也为了他的无礼。我问他，你知道你要找谁吗？记者说，我就找你。整个过程实在有点滑稽。”

　　在国内，这种情况也是一样。人们尚来不及搞清楚戴高乐机场坍塌事件的真正原因就开始担心起国家大剧院的工程是否会有问题。章明，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曾在安德鲁的巴黎办公室工作过一年，当时被称为是安德鲁唯一的中国学生。戴高乐机场出现事故后，有一段时间里章明几乎无法正常工作。“基本上的情况就是我24个小时都在接手机，一遍又一遍被要求回答关于戴高乐机场和国家大剧院的问题。”章明无奈地说。

　　“当时戴高乐机场出了事故，不少媒体都把矛头对准了安德鲁其实是不公平的。稍微懂一点建筑的人都应该知道他的身份是建筑师，他所负责是设计规划，并不是保证施工质量。”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潘玉琨这样评论。他可能是当天为数不多专程前去参加安德鲁在书城活动的专业级“粉丝”。

　　安德鲁本人则早已对一切评论都非常看得开了：“我其实不太在意人们到底是怎么评论我的。”在同济大学，他再次主动地向学生们强调了这种心态，“有时候，你所需要做的是坚定自己的理念，你要时刻知道什么是你要去做的，否则你很快就会迷失”。

　　安德鲁在中国最受瞩目的建筑，无疑是国家大剧院。他曾经有8年时间无数次地亲临现场，对建筑的每个细部都了如指掌。不过，对他来说第一次作为普通观众前往国家大剧院的经历依然充满新奇。“那是一场芭蕾舞表演。”安德鲁对当时的情况依然历历在目：他坐在一群普通观众中间，也许大多数观众并不知道正是这个外国人设计了国家大剧院；他当时左看看、右看看，简直与普通观众没两样，“我感到又高兴，又轻松，8年以来，我第一次感到如释重负。我当时唯一的念头是，现在终于有机会好好享受它了”。

　　这座位于天安门广场西南的庞然大物似乎从建筑方案公布之初就因为“未来感”的设计特色招来不少的争议。据说，在国家大剧院设计方案招标上，主办方曾提出三个设计原则：一看就是一个剧院，一看就是中国的大剧院，一看就是天安门附近的大剧院。显然来自安德鲁的设计：一个漂浮于水面上半玻璃半钛合金覆盖的椭圆形建筑物无一符合主办方的设计要求。

　　不少人评论说，这个过于现代的建筑站立在被古典风格建筑包围的天安门广场上尤为突兀。更有人不无嘲讽说这个国家大剧院就好像是安德鲁在北京城“煎了个大荷包蛋”。

　　曾参加过国家大剧院设计第一轮招标的潘玉琨清楚地记得安德鲁首次提交的设计：一幢黑色的巨大型建筑，一个醒目的金顶，晚上内部的灯光从金顶反射出来，流光溢彩。“我当时一眼看中了那个设计。”潘玉琨说，“后来怎么会变成了现在这样一个椭圆形的结构？这是我一直想要问他的事情。”

　　在安德鲁在法国的建筑事务所进修时，他正逢安德鲁竞标国家大剧院项目的最后阶段。章明的回忆与潘玉琨如出一辙。为了与四周的建筑风格相吻合，安德鲁最初的国家大剧院设计提出的是一个扁平结构的概念，而这个概念在之后的几轮设计招标中并没有做很大的修改，“充其量不过是渐变”，章明告诉我们，国家大剧院的设计方案发生“突变”源于安德鲁经历的一段沮丧期。

　　“他当时几乎已经想要放弃大剧院这个项目了”，章明永远也忘不了那段经历。某一天当事务所的同事准时来到办公室，大家惊愕地发现老板失踪了！所有人都不知道他究竟去了哪里，于是事务所里马上陷入在一种诡异又紧张的气氛里。后来，在大家的“逼问”下，安德鲁的秘书小姐结结巴巴地表示，老板好像是去了一个小岛，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回来。

　　一个月后的某天，安德鲁神气地回到了众人的视线中，并带回了“一只蛋”，自此，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出现了“剧变”。

　　这个故事在安德鲁的朋友圈里广为流传，这些人都认为与其将大剧院的样子看作一只蛋，他们更愿意把它看作一个岛屿。“在生活中他时常告诉我说，建筑是人类的一种记忆。他希望他所建造的歌剧院能够成为人们保存美丽记忆的一片岛屿。”董强说。

　　我比较偏向把它形容成一只‘蛋’。我知道你们为什么把它当作蛋，从外观看剧院的穹顶像个‘蛋壳’，而‘蛋壳’里面就是‘蛋黄’，是进出大剧院的观众们，象征着不断孕育的新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