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宝辉：实现国人城市梦必须走出认识误区

一、对城市的理解要走出“盲人摸象”的误区

    当下，很多人对城市的认识就像寓言故事里“盲人摸象”一样，看到一点，不计其余。譬如“大高楼、宽马路”就是现代化，经济要发展必须“工业立市”，“开发区”发展必须“斩断黑手”，与老城切断联系，带动新区发展必须搬迁政府机关，设置“新行政区”，断路施工一年，打造迎宾大道景观，再造XX等等。这些认识固然有急功近利政绩观的影响，但都与对城市的认识存在误区有关，缺乏整体意识、网络意识、运行意识。
城市是一定数量的人口在一个完善的设施平台上进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体育活动形成的聚合体。它有明显的多元性、多目标性、网络性、协同性和整体性，且处在不停地运行中。建设城市需要一个过程，深圳从一个渔村建成一个大都市用了至少20年，新加坡完成地面下的城市基础结构用了30年，但很多城市提出要在一个市长任期内建成大都市、国际城市、世界城市，而罔顾城市的基本运行要求，造成到处工地、普遍堵车，城市基础功能短缺。
    城市的设施平台由至少六个系统组成，包括道路交通运输、给水排水污水处理、能源动力供应、邮政电信、垃圾收运及处理、公园绿化，这是城市正常运行必需的基础支撑体系，其特点是联网成线，每个系统一旦发生故障，城市局部或整体立刻陷入瘫痪，因此被称为城市基础功能。一个城市有了基础功能，才会有活跃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体育活动，给城市带来巨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因此，城市的基础功能是否完善就成为考察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
亚里士多德说过，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存（make-living），人们留在城市是为了更好地生活（enjoy life）。城市相对于农村，设施完好、效率高、方便有序，交易成本低，可以快速积累财富并享受更好生活，当然成为吸引农民的理想场所。

2004城市规划大会

二、对城镇化的理解要走出“全能”的误区

    城镇化以农民转移到城市并留在城市生活为表征。既然叫“化”，必然是一个过程，即便是我们的城镇化速度比先发国家快上几倍，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是必须形成的客观认识，且不能赋予它难以承受之重。宏观上和历史地看，城镇化确实是拉动内需的引擎，但微观上和阶段地看，城镇化的作用会因时因地地释放。就当前广泛存在的农民工现象看，中国城镇化的本质影响因素不是城市建设快慢问题，而是产业发展和保障一体化问题，可以这样说，没有就业机会农民不会来，没有城乡对接的保障覆盖，农民来了也会被逼回去！
农民到城市首先是来积累财富的。且大量是没有技术和技能的农民，一夜之间涌入城市，这个人群的就业取向与目前城市发展中普遍追逐的产业高端化、技术和资金密集型倾向大相径庭。
基于中国的行政运行背景和中央地方财权事权划分，在城市层面最多也就是吸引部分人口参与到建筑业、环境卫生、园林绿化、公共交通事业等中来，低收入水平维持。要根本解决这部分人的就业问题，并让这些农民成为城市产业劳动大军，就必须从国家层面积极扶持小企业发展，使城市发展兼顾高端产业和低端就业，让农民先在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就业，再通过有组织的培训或岗位训练，逐步升级。
农民留在城市以完善的保障体系为基础。农村区别于城市的保障体系在于农村普遍认同养儿防老和土地养老。农民来到城市，没有与城市保障体系接轨的制度安排，靠没有技能和技术的低端就业，他们根本不可能有稳定的生活，加上入不起园、上不起学、看不起病，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只能增加他们的怨恨和对立。

三、对城市发展的理解要走出盲目产业高端化的误区

    调研发现，一些地区引进的产业对本地劳动力就业没有贡献，就连打扫卫生的就业机会也落不到本地劳动力手里，往往形成GDP增速越快，本地劳动力就业形势越严峻。因此在产业选择时，必须把城镇化和低端就业问题放在产业调整过程中统筹考虑。城市发展要走出盲目高端化的误区。
扩大低端产业就业机会的方式很多，但主要应该依赖市场力量。当前政策主要应该集中在降低小企业设立门槛，推行备案制；进一步降低综合税率；改变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鼓励和扶持农民、复转军人、大学生自主创业；扩大税基，用低税率把一切交易纳入可视范围，保证小企业有足够的利润空间，让企业在运营中体会到交易成本越来越低，就业机会的提供自然成为市场行为。政府不是万能的，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安置就是很好的例证，当年安排的被安置工作的农民大多又回来找政府，成为上访的主力军。
城市梦的实现依赖健康的城镇化进程。健康的城镇化进程依赖因地制宜的城市产业发展和城乡保障制度的对接。完善城市的基础功能可以更好地支撑产业发展，而扩张型的城市建设对城镇化的贡献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