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笔下的中国建筑

　　对于西方人来说，中国一直是一个神秘的异境。虽说中国的存在很早就为西洋所知，但西方人最初聆取中国建筑的信息，却是根据13世纪末期的《马可·波罗游记》。作者描述了气势恢宏的元大都、金碧辉煌的宫殿及其建筑群，描写了中国江南园林美景和庭院建筑。东西方建筑文化交流当中，典谟文诰的重要性可想而知——让西方人深感妙到毫颠的中国建筑出现在西洋的诗画书翰：德国科学家莱布尼茨的大量信件，法国画家Jean·Pillement的画作《中国亭子》，Jean·Bérain的画作《中国神像》……

　　歌德《情感的胜利》第四幕小引中对中国花园作出如下描述：

　　“我正在说，要有一个不需粉饰的完善公园，游其期间，

　　岩洞，山丘，丛林，曲径，瀑布，

　　古塔，草墩，假山与土坑。

　　木樨香郁郁，松柏貌青青，

　　巴比伦的败柳颓垣，山洞绿野的高人牧坚。

　　僧栖古寺，卧蹋苔生。

　　尖塔，回廊，拱户连环。

　　渔舍临流，凉亭休沐。

　　中国峨特式的亭榭石山。”

　　法国剧作家保尔·克洛代尔1895年以外交官的身份来到中国，他在《认识东方》一书中这样描写其所见之中国寺院建筑：

　　“中国的建筑物可说是废去墙垣，但使屋顶舒展，变化多姿，檐角高挑，优雅地翘起，朝天空中起伏腾跃，形成曲线。它们仿佛悬挂在半天似的，屋顶越是广阔，愈是足以承重，由于其本身重量，反而更增加了轻快飘逸的感觉。广袤的殿宇在自己身旁铺下了沉沉阴影。鳞次栉比的黑色瓦当也形成了深刻的槽和强烈的棱纹，而在上面的瓦楞中间留下日光，使条条屋脊分外鲜明地浮现出来：薄薄的瓦当，装饰着花枝图案，在一片清新的空气中勾勒出檐壁的轮廓。”

　　对于寺院中的塔，他描述道：

　　“正如寺院是由院子和屋宇组合起来以表现空间的广袤和大小那样，塔是通过塔身的高度来表现。宝塔高及霄汉，把一个高度给予天空，七层八层正是神秘七重天的缩影。建筑工程精巧德构成浮屠，使檐角飞扬；每一层都在自己的下方增生了阴影；第一层顶部的各个檐角均系有小铃，铃舌悬垂在外面。铃铛发出一连串的音节，正是每一重天的梵音，轻微又不好懂的声音，仿佛水滴那样悬浮空际。”

　　……

　　然而对中国建筑的研究，却并不久远。配得“研究”之名的业绩，大概肇始于16世纪末期至17世纪的初始，明末清初的天主教传教士们在中国传教的同时，进行了大量文物调查。17世纪之后，“中国风格”(chinoiserie)开始在西洋流行。历明入清，大约18世纪中期，它与西方的洛可可趣味相融合。17世纪至18世纪之间，“中国风格”席卷西方，中国建筑文化的影响在西方的生活空间中广泛出现，中国的各类艺术、游艺杂项改变了西方的装饰方式，彼时的西洋建筑、家具、甚至海报，都开始采用中国样式。设计者们向中国风格乞灵借鉴，甚见成效，一受沾溉，使他们的作品悉摈陈腐、面目常新。“中国风格” 的流行反映了当时的西方世界对东方文化的极高评价。当时的东方研究相关著述中，西方人也对东方采取了激赏、积极的态度。例如，E.H.P.Baudet的《Paradise on earth: Some Thoughts on European Images of non-European Man》、Raymond Schwab的《La renaissance orientale》(《东方的文艺复兴》)。

　　既如上述，是不是对东方建筑只剩钦敬了呢?却又不然。“中国风格”之后，西方对东方的研究主要是由开东方学话语分析之先河的一代宗师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塑形。萨义德的理论是西洋对东洋的研究手段，但那是对东方进行打压的手段。因此，这一语汇作为学术用语虽是指代东方学的，但已带着侮辱的意味。萨义德所述西洋，主要指英、法、美，它将德意志和荷兰排除在外。与之对应，他所述东洋，也将重点置于近东和北非，而无视中亚与东亚。Robert Irwin将萨义德的著作批评为充满恶意的狡诈之书，在萨义德之后，西洋开始对东洋采取了一种侮辱性视角，而东洋诸国也越发感到自身的劣等感。然而，即便是视角与立场已然变化，研究却方兴未艾。

　　大约是受萨义德“东方主义”影响，约当19世纪之际，西方的世界建筑史研究中，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非西欧国家建筑相关研究凤毛麟角。当时的建筑史学家几乎否认中国建筑的存在。弗莱彻的建筑史著作中，将“西洋以外的建筑”亦即他所谓的“非样式建筑”所占纸幅极少，接近2000页的《弗莱彻建筑史》中，以20世纪建筑史为例，有关中国的记述只有1647页到1650页。当时唯一的一本对东洋建筑的概说，是苏格兰建筑史家弗格逊(J.Fergusson)的《History of Indian and Eastern Architecture》(《印度和东洋建筑史》)。书中对中国建筑的描述支离破碎，失之偏颇。他们对中国建筑骘评臧否，肆意月旦，他们对这种建筑艺术迷惑不解，中式亭塔廊桥给人将折未折的危险感，远不如西方建筑牢固、稳定和美观。加之欧洲建筑遵循的是合比例、对称、平衡的古典原则，这使西方人一度认为非对称、无规则的中国建筑如同丝绸一样轻盈浮空。他们的评价直接而尖锐，绝不面谀轻诋——法国传教士佩里·路易·考姆塔曾如此描述：“这种建筑使外国人格外的不舒服，这简直是对稍有真正建筑方面常识的人的极大亵渎和冒犯。” 诚然，这些对中国建筑的批判并非毫无道理，彼时中国建筑的缥缈禅意与巴洛克风格欧洲建筑的繁复郁腻大异其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