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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街区的保护与文化复兴难题

发布时间: 2019-08-12 15:17:14 编辑: pengruiping 来源: 山东省旅游规划院 浏览次数:
乡村振兴是目前我国的重要国策,城市已不得不更新,二者应同步进行、互为联动,因为“空心村”和“城市病”是在同一时期出现的互为作用、互相影响的两个问题,不可割舍,单独发力。乡村振兴和城市更新同样需要城乡之间的流动、循环和融合才能解决。

城市更新是一种将城市中已经不适应现代化城市社会生活的地区作必要的、有计划的改建活动。1958年8月,在荷兰召开的第一次城市更新研讨会上,对城市更新作了有关的说明: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对于自己所居住的建筑物、周围的环境或出行、购物、娱乐及其他生活活动有各种不同的期望和不满。因此,要对对于自己所居住的房屋的修理改造,对于街道、公园、绿地和不良住宅区等环境的改善有要求及早施行,以形成舒适的生活环境和美丽的市容。包括所有这些内容的城市建设活动都是城市更新。
 

  

 
 一、老街区正在被激活
 

吴亮:在城市快速发展的时代,一些传统的老街区却处于衰败之中,高楼大厦、繁华街道背后藏匿着“城中村”、大杂院。目前,这种情况正在得到改变,老街区的活力正在被重新激活,这是本次在上海黄浦区、北京西城区调研最直观的感受。

卢映川:北京西城区以街区更新作为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的抓手,积极推动老城整体保护和复兴。2018年全面推动街区整理更新工作,现在17片亮相街区正在抓紧推进,6家街区整理展示中心已对外开放,其中达智桥胡同和杨梅竹斜街入选北京“最美街巷”。同时,我们将街区保护更新细分成为“历史景观类”“公共空间改造提升类”“文物腾退利用类”等10种类型,针对不同的类型特点,探索街区保护与文化复兴的模式与路径。

 


巢克俭:上海黄浦区见证了近代中国的历史变迁,外滩区域更是上海近代城市的起点,文化底蕴深厚。外滩“第一立面”经过改造,外滩沿线36幢优秀历史建筑全部完成功能置换,老建筑又焕发了新活力。去年上海市启动外滩“第二立面”(腹地层面)的保护和活化利用工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老市府大楼项目,这栋大楼历史地位极其重要,见证了上海城市建设史和城市治理史,就是在这里升起了上海解放后的第一面五星红旗。我们将在保留老市府大楼既有主体建筑的基础上,导入更多的社交场景和商业业态、生活方式。历史文化街区的风貌保护关键是活化历史,要在现实利用中保护,如何实现功能、业态在传承、开放、创新中交融发展,可能是今后更大的使命和责任。

吴亮:北京、上海这样的世界级城市、超级大都市已进入“存量城市”时代,城市的发展与老街区的保护相互交织,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相互交融。如何寻找到一条老街区改造提升与保护历史遗产、保护历史文脉之间的逻辑关系与实施路径,是新时期事关城市发展方向的大问题。

唐子来:北京、上海的历史街区保护成绩显著,都在探索更好的方法与路径,让历史建筑在现代生活中有了新价值,也为新时代的生活场景注入了更多的文化内涵。随着传统街区的保护工作进入深水区,深层次的问题也越来越凸显,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在历史文化保护和城市更新中采取更“广泛参与”和“多方包容”的方式,在此基础上建构各利益相关方的“共识”,达成历史文化保护和城市更新的多方“共赢”目标。因此,传统街区保护和活化利用需要新的思路、新的政策与工具创新,不能再简单套用“老思路”。

 

 
 二、架构执行层面的“中间工具层”
 
吴亮:北京和上海在“点”上的突破越来越多,这是各方努力的结果,但城市保护与发展不能仅仅靠“试点”“个案”来推进,还需进一步系统化、体系化。我们在调研中感觉到,在城市“总规”与具体的老街区保护之间,需要一个“中间工具层”。这个“中间工具层”,不仅仅包括政策工具,还包括执行层面,上面垂直管理、按“条条”来要求,下面统筹落实很难。

卢映川:要做好老街区的保护与文化传承,需要梳理和完善执行层面的工作流程,架构一个“中间工具层”,用于完善城市管理体系的内在结构。很多项目、政策、资金都是按部门垂直往下走的,“条”上的管理力度明显要强于“块”上,造成了“城市拉链”反复开挖等弊端出现。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建立了“街区”这一基本工作单元,将全区15个街道用全覆盖的方式划定为101个街区,平均每个街区的面积大约为0.4~0.6平方公里,作为街区分类保护复兴的基本单元,针对每个街区进行诊断与规划设计,然后将所有“条”上的项目在街区的“块”上进行“叠图作业”,让资金使用、保护修复在“块”上统筹组织。这个“中间工具层”,使沟通各方利益、执行规划要求有了一个具体载体和抓手。

巢克俭:区政府是推进本行政区内历史风貌保护工作的责任主体,大量事权和责任在区一级政府,但决策权和解释权在市一级甚至更高层面。怎么破解这一现实难题?以正在推进的外滩“第二立面”保护与活化利用为例,我们的建议和思路就是联合市区两级成立专门的“管理委员会”,将涉及老街区保护的相关审批部门整合进入这一机构,作为这一区域老街区保护和文化复兴的协调与执行机构,进一步强化相关政策和项目的协调力度。
 

 

 
 三、既要政策突破,又要工具创新
 
吴亮:管理部门已逐步意识到,不能再简单套用房地产开发的思路和政策来推进老街区的保护利用,但新的政策体系和工具箱并没有形成。当前,老街区保护的发展需求和现实条件之间存在较为突出的矛盾,大量问题的解决需要政策突破和工具创新。

卢映川:建议凸显历史建筑保护利用的公益性和功能性定位,避免用单一的“项目短期算账思维”来考虑项目推进的基本逻辑,尤其要跳出以“房地产”为核心的政策框架和管理模式。建议进一步界定清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进程中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建立分类分级的多元化历史建筑保护模式,在每一个类别上强调针对性的政策集成创新、工具创新,“系统点燃”民众和社会力量的参与热情,聚集更多专业力量共同推进老街区保护。

巢克俭:除创新和建设政策体系之外,还需要建立一套工具体系。老街区保护和复兴需要巨量的资金投入,需要创新的金融工具箱支持,建议探索建立包含资产证券化、政策性融资支持、公益性产业基金、财政专项资金、政府地方债等多种创新方式。我们在“老市府大楼”保护项目中,就在与国开行探讨银团贷款模式,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此外,还希望能够设计出新的“保护基金”,如针对外滩“第二立面”中有大量的市属国企的产权单位,我们希望既有产权方能够将既有产权作价成为LP(有限合伙人),再引入外部社会资本来做LP,黄浦区的相关企业也出一定的资金,既做LP,也做GP(普通合伙人),通过这种方式联合发起“保护基金”,系统整合多方资源,创新设计金融工具,建设利益开放共享的工具平台,系统推进老街区保护项目。

唐子来:传统街区的保护与活化利用,要充分考虑文化内涵,促进文化导向的城市街区再生。对于上海黄浦区这样的特定城区,应该充分考虑经济密度与文化内涵的平衡问题。黄浦区的经济密度也许已经很高了,但对标全球城市先进水平,黄浦区还有提升空间,黄浦区今后要利用传统历史文化的魅力,将文化复兴与功能升级统筹考虑,为全球顶级的商务、商业、文化产业要素导入提供广阔的承载空间。做到这些,需要理念的更新,也需要政策工具的创新与突破。
 

 

 
 四、如何破解深层次的难题
 
吴亮:老街区的保护与文化复兴,还有很多深层次的问题,博弈各方各有各的算盘。比如,如何建立更为清晰的产权体系与交易制度,现在还处于模糊状态,致使老街区改造的投入没有形成退出机制。再比如,如何既能保持社区生活的延续性,又能将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甚至更高端的商业业态导入传统街区,这种高端业态的导入是否会破坏原有文化脉络,都存在很多争论。

巢克俭:要高度注重“共识机制”建设。老街区保护与文化复兴需要利益各方的深度共识,这也是保护文化多样性与业态多样性的基础性制度安排。让专家、民众更多参与进来,在协调、讨论甚至争吵中达成共识,这一机制的建设,不仅是老街区保护的一个内在逻辑,也是城市治理现代化的一个制度性起点。

卢映川:我们自身都有认识的局限性,在没有想清楚之前,在政策工具形成之前,在形成广泛共识之前,要防止盲目地大干快上,避免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关键字:老街区,城市更新,保护,城市病,文化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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