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天津：从算账到规划

　　“工作需要什么就学什么，国家需要去哪里就到哪里去”，这几乎是那一代人的道德律令。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周干峙又很快被派去做唐山的震后恢复建设规划工作。“我们在唐山飞机场搭了个帐篷，住在里面抓唐山的救灾规划。”唐山的重建规划基本完成后，天津的问题提出来了。

　　天津震后没有唐山死的人多，当时国家首先面临的是唐山的救灾。二三十万的难民没有地方住，所以震后建设部的重点任务是恢复重建唐山。搞了两年后，有领导发现天津的经济损失很大，大过唐山。尤其是天津住房地面比院落地面低、院落地面比胡同地面低、胡同地面比马路地面低的“三级跳坑”问题十分严重。领导马上指出：不光要支援唐山，还要支援天津。时任国家建委城市规划局规划组组长的周干峙，马上带人从唐山转到天津。

　　到了那里，周干峙才知道天津的救灾规划为什么天津市自己做不了。当时天津有规划局和计委，按照分工，震后规划盖多少房子，盖在哪里，首先由计委做计划，其次由规划局做具体规划。可搞计划的人不掌握图纸资料，不了解损失现状，坏了多少房子、多少管道，花多少钱都不知道。周干峙带领的工作组开赴天津后，首先要干的事情就是，根据规划局的资料基础，把救灾规划所需要的资金算出来。

　　“我跟天津市规划局的办公室主任，在一号宾馆整天画图、算账，最后算出来这笔钱总共要24。6亿元，每年要投入8。2亿元，分3年完成。”

　　这笔资金报送中央批下来后，紧接着来的是房子怎么盖、盖在哪、盖什么样的房子等一系列规划问题。于是，周干峙又被留下来当了天津市的规划局局长。如此又是两年——周干峙在天津呆了四年，重塑震后的天津新形象。

　　在不远的前方，一个更为艰巨而崭新的城市规划任务还在等待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