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保护城墙非我一人之功

　　1930年，周干峙出生于苏州。后即迁居上海，时局动荡，少年时期的周干峙频繁换校，读过英国人办的工部局学校，也读过汪伪政府的学校、国民党政府的学校，最后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

　　1952年8月，为“一五”计划做准备，中央决定成立建筑工程部，大学刚毕业的周干峙被调遣过来，参与了156项重点工程的厂址选择和重点城市的规划设计。他跟随苏联专家四处出差，投身于当时项目最多的西安市的选厂与城市规划工作。

　　当时，各行各业百废待兴，专业规划人才非常稀缺，加上保密的原因，因此技术人才更加稀缺。西安懂城市规划的，只有一个做施工的老工程师，建筑出身的周干峙根据工作需要，迅速接过编制西安城市总体规划的大任。扎实的专业基础很快显露，苏联专家也称赞他的徒手画和建筑画画得不错。

　　对有“十三朝古都”之称的西安，古城墙的存废成为城市规划的争论焦点。一些人说，北京都要拆了，西安还保留什么？忆及这段历史，周干峙对本刊记者说：“保护西安城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当然主张保护，因为我是梁思成的学生，我知道他的思想。”

　　当时，“搞规划的都极力主张不要拆”。从历史文化保护的角度看，修于明代的西安城墙无疑值得保留，此外，修好护城河对外开放，也是很好的城市特色。当时还有同志说，抗战时期，西安城墙被挖出许多防空洞，现在还可以防原子弹的冲击波，这个理由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高层领导的决策，最后决定了不要拆，留着没什么坏处。

　　西安古城墙就这样保留下来，成为今天西安这座文化古都最为亮丽的风景。

　　“这个功劳还要归到西安市规划局的一些老同志”，周干峙告诉本刊记者，他们随后整修了护城河，补砖添瓦，将城墙一带修成风景区。在周干峙的回忆中，当时搞规划的人与西安市行政领导(包括李庭碧、何家成等人)意见一致，非常难得。

　　“一五”期间，中央和地方都加快了规划设计管理机构的建立工作。除西安外，当时重点规划的城市还有兰州、包头、武汉、洛阳等八个城市，正是这些城市打下了共和国最初的城市与工业基础。此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再无如此规划有序的城市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