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筑史的见证者

　　人物简介：

　　周干峙，建筑学和城市规划专家，江苏苏州人。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1991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1994年选聘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建设部高级建筑师。曾任建设部副部长。中国城市规划法的主要起草人，提出了“滚动、灵活、深细、诱导”的城市规划指导思想，提高了城市规划的深度和广度，发展了城市规划理论。　　

　　规划要注重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

　　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使得唐山和天津遭受到了严重破坏，当时作为城市建设局规划处处长的周干峙，在地震发生三天后就赶到了唐山，参与唐山市的震后重建工作。

　　唐山的震后重建为以后的城市规划积累了经验，同时，建立起了许多建筑抗震标准。30多年过去了，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当年唐山的震后重建规划存在缺点。事实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其眼界与局限，即所谓“时代意见”不应脱离“历史意见”。规划者当时在重建唐山的时候并不是就城市论城市，已经有了区域的观点。30年以前，能有这样的观念已经很难得了。

　　2008年，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人员伤亡惨重，一个星期之后，年近八旬的周干峙亲临灾区现场，在随后举行的“四川地震灾后重建中的工程建设问题”论坛上，就重建规划和建设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所有的城市发展都有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矛盾，过去的城市发展更多的是考虑眼前利益，缺少长远的眼光。周干峙指出，不能因为短期利益和开发利益而牺牲了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必须严格限制建筑物的密度和高度，一定规模的住宅区要留出救命用地，同时严格执行各种建筑标准。

　　震后的恢复重建，既要又快又好，又不能急于求成，必须要用大系统的观念和方法，做到解决问题好、投资效益好，用新的经验推动新的发展。对于生态规划，“需要长远考虑和逐步实施的措施，并且区别对待，保护原生态，修复受损生态，重塑或重造人工生态。目标只有一个：为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为古城保留文化

　　西安，这座六朝古都拥有至今世界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宏大的古城墙遗址。周干峙等规划专家也为这段承载了厚重历史的城墙浸透了心血。

　　20世纪50年代，西安市首次进行全面城市规划与建设，当时的西安，只有一位工程师懂城市规划，且主要是施工不是规划。最终，编制西安城市总体规划的任务落到了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周干峙肩上。

　　“一五”期间，拆毁古城墙成为一种在政治误导下的社会风气，同时“工业担纲”的思想也深深影响着城市规划。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周干峙在《西安规划说明书》里将城墙比喻为“城市的一根项链”，创造性地提出了完整保护西安古城墙的建议，延续了西安的历史文脉，保留了至今仍令世界瞩目的古城风韵，为中国早期城市规划的编制树立了一个样板。

　　城市是文化的聚集地，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周干峙认为，在我国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同时要注意搞好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　　

　　为新城设计未来

　　如果说西安的规划是对历史的保留，那么深圳的规划则是对未来的设计。

　　1979年，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市从一个小县城升级为一个省辖市，开发区的建设亟需一个全面的规划，刚刚结束唐山、天津震后重建工作的周干峙又奔赴特区主持规划工作。

　　改革开放之初，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作为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的城市规划也无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规划做多大?人口会有多少?城市功能区该如何布局?既要考虑到实际情况又要预见到未来发展，这些问题一一摆在规划组成员的面前。

　　当时，世界上还没有一次就规划出上百万人城市的先例，周干峙提出了按120万人规划、160万延展的方案，同时根据地形特点，结合山川、河流分布，形成了组团式布局的城市结构。这为后来的发展预留了空间也为以后的城市交通建设节约了成本。深圳的城市规划也体现了周干峙“滚动、灵活”的城市规划指导思想。这一次的深圳城市规划也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际建筑师协会阿勃克朗培奖。　　

　　中国规划界的“反对派”

　　周干峙，曾经的清华莘莘学子，如今的规划学界泰斗。从宏观决策到微观试验，从学术研究，到政策制定。他默默奉献了60多年的岁月，见证了共和国一个甲子的城市建设。

　　年近八旬的他已经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但是他仍然关注着中国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近些年更是以“反对派”的角色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反对过国家大剧院、反对过“鸟巢”、反对“大干快上”的造城运动。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周干峙说到，“我已经树敌很多。”但是这并没有减少他对城市建设追求新奇古怪、贪大求洋的反对、批评。他提倡大力发展健康住宅，优先发展公交等等。

　　中国的城镇化既要面向未来，更要尊重自己的历史。多一些科学论证，少一些政绩需求，“反对派”周干峙继续为有文化的、宜人的、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建言献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