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干峙：规划好三种农民的城市化

　　对话人物

　　周干峙是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建筑学家，城市规划专家。建国初期，具体负责编制了西安市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为中国早期城市规划的编制树立了一个样板。此后，参加指导并组织编制了上海总体规划以及地震后的唐山市、天津市重建规划。指导编制了深圳经济特区总体规划。深入研究了住宅建设、城市交通、旧城改造等方面的问题;创议及早综合治理大城市交通。

　　实质是生活方式的城市化

　　记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茨认为，新世纪对于中国有三大挑战，居于首位的就是城市化。他指出：“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并产生最重要的经济利益。”由此可见城市化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您是城市规划专家，一直关注并研究中国的城市化。您认为，中国城市化目前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什么?

　　周干峙：目前在城市化过程中，对城市化的认识还有不少误解。比如，有的人认为城市化就是要农民进城，农民进城越多，城市化率越高，就表示社会经济越先进，于是，城市化率往往成为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的硬指标。我认为，城市化不仅反映在城市人口的多少，还要从全民和实际生活水平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南方有一座城市，限令所辖周边村镇统统转为城市居民。由于农民不愿放弃土地和搬迁，因此，只好将户口改动而其它都不变。这样做，统计表马上就起了变化，市区内100%城市化了，但实际情况还是跟以前一样，这样做是形式主义的城市化，农民没有得到实惠。所以我认为，我们首先应该对城市化有一个准确理解，城市化不仅仅是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

　　记者：那么，中国城市化的实质是什么?

　　周干峙：城市化的实质是生活方式的城市化。城市化水平的高低，不能简单地看在城市里生活的人口数量有多少，还要看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没有，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否具有城市应有的水平。在世界上，无论是城市化率为70%还是90%的国家，都会考虑农村生活方式的变化，并将其作为反映城市化水平的标准之一。城市化并不是越快越好，高标准的城市化要强调质量、强调标准、强调全面，需要进行全社会的规划，尤其要规划好三种农民的城市化。

　　记者：在城市化规划中，您怎么划分三种农民?

　　周干峙：城市化不只是城市的事情，对城市化要有全民的观念，这是科学发展观和“五个统筹”中要统筹城乡发展所明确要求的。我们在研究城市化时，必须考虑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研究城市人口如何增长，同时也必须研究农村人口如何减少，还必须研究全国的人口发展变化状况。要使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城乡生活共同提高，目前有三种农民在规划发展时应当考虑：一种是“市内农民”，即生活在市域范围内的农民，包括市郊农民和“城中村”农民;第二种是“流动农民”，指出来打工的农民工;第三种是市域以外的暂时或长远留乡务农的农民。

　　让进城农民成为产业工人

　　记者：数据显示，在全国660多个城市中，市域内的农民有3亿左右。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这些人早已站在城市门口了，城市化是不是要顺理成章一些?

　　周干峙：没那么简单。农民进城仅仅是城市化的起点，而不是“终点”。这部分农民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只要按国家政策办事，迁移是有偿的，住房也可以解决，但由于没有相应的产业支撑，没有新的就业岗位，进城农民虽然住有漂亮的楼房，但他们转为城市市民后既没有田种，又没有工作，就只能虚度光阴，成为无业游民或者是城市贫民，致使犯罪率不断上升，不利于城市乃至全社会的稳定。

　　农民变贫民，决不是城市化的方向。

　　各地政府要下大力气，采取多种措施，多角度多层面地解决这一问题。比如，可以对他们进行适当的免费或低收费就业培训，引导他们积极求职或自谋职业，同时制定地方法规或规章，要求用人单位在同等条件下，对“进城农民”的求职意愿，给予与城市居民一视同仁的待遇。总之，我们既要让进城农民物质生活水平有切实的提高，又要让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有所充实，既要让他们不失业，又要让他们不失志，给他们营造一个全新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家园，努力让他们成为产业工人，真正融入城市化进程中。

　　记者：现在，解决进城农民的就业问题，办法有哪些?

　　周干峙：不要把进城农民当包袱，这是一种资源，各地要很好地加以利用。在这方面，广州市有一些经验值得借鉴。广州大学城建在一个岛上，规划集中十所大学，首期占地20多平方公里。开始时，征地安置工作不周，农民上访不断。后来广州市研究决定，全岛2万农民，留1万作为大学园区后勤服务人员，同时建设3个新村，迁出1万人。各有所得，皆大欢喜。在浙江等地，也有农民进城就业后生活质量提高的好经验。